怀念我永远的导师李强先生

何晓斌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0级硕士，目前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

在李老师病重和去世的这一个月以来，自己的心情一直处于阴霾之中，久久不能散去，不想做事，不想思考。在12月12日李老师永远离开我们前的最后两周，我跟郑路老师、刘精明老师几乎每天都去医院看李老师，每天都在琢磨是否还能找到治疗突破的办法，希望真的有奇迹发生。但李老师终究还是没能醒来。那一日回家途中因为心情不佳跟出租司机师傅口角了几句，回到家中想到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李老师发过任何一点脾气，自己竟学不到李老师万分之一却再也没有机会聆听恩师的教诲，我放声痛哭，无法自抑……

当思绪回归正常时，我开始努力回忆跟恩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希望通过回忆能够把恩师的思想、品德和故事记录一部分下来，尽管这种回忆和怀念还带着痛……

一、李老师领导的人大社会学系：一个神奇的系

我于199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从小在小地方长大的我其实对于社会学这个专业并不熟悉，当初填写这个专业（我填的是第二志愿）是因为招生简章上写着这个专业学习的内容特别广，有经济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家庭婚姻社会学等。我当时想进入大学就该多学点东西。还有，这个专业当时某官方的排名是全国第一。事实上，当年进入人大社会学系的同学分数都挺高的，不少（包括我）都是本市本县的状元，而且上了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当时清华文科类专业极少）。人大社会学系当年是文理兼招的，最神奇的是招到了当年浙江省理科全省第六名，宁波市理科状元胡松华，这家伙的第一志愿居然是社会学，而当年我们本科录取的29名学生当中，只有4人是第一志愿填写社会学的。

当时李强老师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学术上已经鼎鼎大名，特别是在社会分层和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方面。当时的人大社会学系也是一个神奇的系，招募了各方专业背景的人才，有李强、李路路老师这样的学院派，有中学理科老师出身，观点新奇，语速极快，口若悬河的人大“四大名嘴”之一ZXZ，有历史学转型成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还有在讲台上拿着发黄的手写讲义上课不知所云的徐向东，更有当时刚刚做老师的青年才俊洪大用、刘精明和陈劲松老师。在这样一个自由包容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多维和开放的。而且当时的人大学生，不但学习专业知识，不少也投身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兼职家教，编书赚钱（包括本人），真的是一个国退民进的时代啊。而且李老师领导的人大社会学系，师生关系融洽良好，当时的社会学系办公室主任徐思莲老师还是95级本科生的班主任，她不仅仅花了很多心思像妈妈一样关心照顾95级的本科生，也特别让95级的学生照顾帮助96级的本科生，所以当时我们跟95级的师兄师姐关系是非常好的。可能也正是这样宽松包容的氛围，才有了刘强东这样的商业人才吧。

1990年代李老师与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同事及国际学者合影

记得李老师给我们上的是社会分层的课，1999年我们大三的时候，是在人大教二或者教三一个不大的教室上的。李老师上课的特点是自己调查的经验资料特别丰富，给我们介绍了社会分层的基本概念，中国社会结构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一些基本现状，并分析其趋势走向。还有一个特点是，李老师中西结合，当时能够能供研究的英文资料是非常少的，而李老师还常常会找些英文资料作为上课辅助材料来让我们读。当时作为本科生的我，跟李强老师除了上课，并没有更多的单独交流。但是我记得我本科阶段就读了李老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当时就惊叹李老师能把复杂的中国社会现象和变化用比较简单但重要的概念阐述地清楚而深刻。

当时的人大社会学系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李老师主建了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不少老师都主持大大小小各种基于调查的研究课题，我也有机会接触和参与社会调查的某个环节，尽管参与最多的可能只是出去做问卷调查和数据录入环节，但这无疑显著提升了我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训练了我接触和把握真实社会的能力，为以后的学术之路奠定了基础。

二、加入强门：李老师为我打开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大门

2000年初，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本系硕士研究生，面临选择导师的问题。当时确实想好好做学术，也知道李老师当时正在调往清华大学，但我不确定李老师是否还在人大带学生。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李老师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庭背景，考研成绩和未来从事学术的决心。因为离正式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李老师并没有马上回复我。不过，大概到了那年暑假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李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参加他的课题会。这意味着我正式加入李老师的课题组，成为他的弟子了，而且我成为了李老师在人大招收的最后一个硕士研究生。在人大比我早一年跟随李老师读硕士的还有吴善辉师兄（后去杜克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那时正处于清华社会学系的创立初始，李老师非常忙碌，有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他常常在开会。同时，李老师又承担了不少的研究课题，我跟吴善辉师兄几乎每周都要骑车去清华的文北楼开课题会。那时的清华社会学系也没有单独的办公楼，都是比较简单的办公条件。硕士研究生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我应该参加过李老师大大小小的课题不下10个，包括水利部的水资源补偿与恢复机制研究，团中央的古诗文诵读项目，丰台区流动人口调研，与当时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老师合作的企业间合同关系研究，与UCLA社会学系Donald Treiman, William Mason教授合作的中国城镇居民调查等。因为参与这些研究项目的数据搜集工作，我被派到全国各地区调研，包括河南南阳、驻马店、漯河、宁夏银川、河北等地，让我有机会到祖国各地体验风土人情并进行深入考察，20年前调研期间的一些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比如，当时我跟甘满堂师兄为水利部委托的水资源课题一起坐火车去宁夏银川调研，当我们一起走出银川火车站时，前来接站的宁夏水利厅的同志打出了“欢迎清华大学教授到银川考察”的字样，让当时还只是硕士生的我享受了一次清华大学教授的待遇。而当时我为了去调查随机抽中的一家农户，穷尽了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之后，最后是坐着三轮车去找的这家农户，最后有没有找到这家农户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一个人坐着三轮车在苍茫的西北大地上缓慢前行……。还有一次，我去河南确山县一所小学做团中央推广的一个古诗文诵读项目的效果评估调查，当我一个人前往那个小学时，看到学校门口二十余位老师学生排成两队夹道欢迎，还有一名少先队员上前来给我献花并给我带上红领巾，我又一次体验了当“领导”的滋味。正式这一次次的赴各地的社会调查，让我亲身体验并理解中国各地和各个社会阶层的真实面貌和特征。

2001年李老师团队和Donald Treiman 团队一起就餐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参与李老师的研究项目，让我有机会跟国际一流的学者讨论和学习当时最前沿的社会学问题和研究方法。大约2001年的时候，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国际职业声望量表的发明者之一，Donald Trieman教授 和抽样方法专家William Mason教授 找到李老师，说当时正在申请一个非常大的美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希望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抽样并调查中国城市居民的一些情况。我多次参加了这个课题的讨论，印象中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科学合理的在中国城市地区进行抽样。因为当时的中国城市居住情况已经相当复杂，大量的流动人口跟城市人口居住在一起，原来以城市户口登记册为基础的抽样框已经无法反映中国常住人口的现状了。李老师的团队跟Trieman，Mason教授团队反复讨论，修正抽样方案，最后提出首先画出被抽中街道每户房屋常住人口（含流动人口）的居住结构图，摸清每户的底数，然后自己完成抽样框的制作，在此基础上进行抽样调查的抽样思路。当时我非常佩服李老师合作的这些美国学者提出的这些科学而有创意的想法。项目参与了一年多，到了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想申请出国留学读书了。而且我跟李老师较早就表达了出国留学的愿望，希望李老师能带我发论文。李老师就指导我基于当时项目一些调研数据分析农民收入差距的情况。在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李老师带我很快就写出了《浅析农民收入》、《打工汇款难缩城乡收入差距》两篇论文，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后来我又根据李路路老师的课程论文写成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一篇综述类论文发表在《社会》上。

因为跟 Treiman和Mason教授讨论项目也有一年多了，我就让他们给我出国留学写推荐信。当时Treiman 就写信跟我说：“看了你的基本资料，你的背景很好，你应该到美国最好的社会学系去学习”。有了跟李老师做大量研究项目的基础，三篇论文，还有李老师和两位著名美国社会学家的推荐，我的博士申请比较顺利。2003年寒假我就陆续收到了斯坦福、UCL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九所大学社会学博士项目的offer。这些大学不但免去我读博士的学费，而且给我丰厚的奖学金覆盖我的生活费用。斯坦福大学博士项目当时全世界有120多个人申请，最后只给了8个offer，我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而且斯坦福除了免去我学费，还给我每个月2000多美元的生活费，转化成人民币就是16000多人民币，这个收入比当时大部分教授的收入都要高！而且当时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教授Andrew Walder, 还有比我早三年在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的郑路师兄和我本科同学胡松华都热情给我来信让我加入，我没有多想就接受了这个offer。出国前，我专门和当时也快毕业的博士师兄甘满堂、卢国显等请李老师吃饭。

就这样，李老师把我带入学术之门，又把我送到更大的世界学术殿堂去深造。

2003年7月出国前摄于清华大学甲所

三、斯坦福再次相遇：我给李老师当助教

斯坦福大学无疑是全世界学子憧憬和向往的高堂之所，为我开启了学术探索和追求真知的大门。我心无旁骛的沉浸在学术殿堂之中，每天的生活不是上课，吃饭，就是泡在图书馆里学习或者看论文。尽管初期的学习并不顺利，但在老师和师兄同学的帮助下，我历经千辛万苦，获得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修完了博士学位所需的学分。我还自己额外修完了统计学硕士学位。

2006年下半年，当时的我是博士第三年，周雪光老师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因为硕士期间我就参与李老师和周老师合作的企业间合同关系的研究，我在出国前就认识周老师。当时我的博士学位委员会里已经有Andrew Walder, Mark Granovetter两位导师，还差一位。我就请求周老师成为我博士学位委员会里的第三位导师，周老师欣然同意了。

2007年初寒假期间，李老师受周雪光老师的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短期讲学。我理所当然的就成为帮助周老师接待李老师的人选。当时我跟我太太一起去机场接李老师和师母。当时李老师和师母先去美国东部某校看望在那留学的儿子然然，然后飞到斯坦福这边。下飞机的时候发现满满三个大箱子，我们家车的后备箱都装不下，只好把其中一个挤到车子里面。师母跟我解释说，然然出来留学，好多东西不要了，准备给他带回去。我当时就想，李老师一家挺节俭的，不用的东西都不随便扔掉。开车时我们在美国已经用上了当时还比较先进的语音播放的卫星导航仪，师母好奇的说：“这东西好，要是在中国能用这东西，开车找地方就不用愁了”。李老师说：“这东西中国也能生产了，就是中国的地图还没做好，不够精确，导航起来会搞错地方”。李老师对当时中国科技的发展真是非常了解。师母又说：“你们这些人都跑到美国来留学了，美国真能吸引人才”。李老师接过话题说：“美国之所以吸引到这么多中国的人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给出的工资高啊”，李老师的分析总是那么一针见血！

在此期间，我陪着李老师和师母去参观了伯克利大学的校园，还有通过本科同学胡松华的关系去参观了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谷歌公司。一周以后，师母因为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就提前回国了。留下李老师一个人在斯坦福讲课，我也成为了李老师上课的助教。记得李老师每节课都认真的准备，给当时美国的本科生讲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情况。他讲课时采用了很多来自他自己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上课时都直接用英语讲课，语速不快，却能用简单的英文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说清楚，令我对李老师的英语能力和学术才华更加钦佩。在此期间，我也有机会跟李老师讨论我的博士论文，我当时想研究中国的房地产改革如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分层。李老师马上给我提了一个概念“housing class”，说这是英国学者John Rex和 Robert Moore提出的一个概念。我当时就豁然顿开，我跟李老师说，一个好的学术创新往往是从提出一个新构念开始的，李老师说：“晓斌，在美国这么多年，你已经悟到了学术的真谛，你已经比较成熟了”。在此期间，每逢周末，我就带李老师去中国菜市场买点菜，他有时候也会买条扁鱼之类的，跟我说：“师母回去了，我只好自己做点简单的菜”。寒假一个多月的短期讲课结束了，李老师回国前，周雪光老师请李老师和我吃饭。李老师在周老师面前还夸我做事比较认真，并在回国前送了我一套秋衣秋裤表示感谢，我直到如今还保留着。

四、入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良师益友

2010年我从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先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工作，工作多年之后，我为自己不适应管理学院的环境而困惑焦虑，甚至一度产生放弃学术的念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李老师又鼓励我继续坚持学术，就这样我有幸加入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我因档案里缺一份材料，导致进京入职过程中无法办理户口而受到阻碍。焦灼无助时，又是李老师想办法帮我补充了材料才得以顺利入职。

2016年底正式加入清华社会学系之后，我就跟李老师成为了同事。我参与了李老师的“新清河实验”，参与了回天社区社会治理的调研，东城区胡同治理，南京江心洲的社区治理调研，还有新加坡政商关系、社区养老等研究项目的调研活动，这些项目又让我找回硕士期间跟随李老师做项目时的感觉，找回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社会“真”问题的感觉。

2017年4月，清华大学成立一个新加坡研究中心，李老师担任主任。2017年暑假，我跟随李老师赴新加坡访问交流。我们参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东亚研究中心，OUE公司等机构，李老师跟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和企业家讨论了新加坡研究的有关议题，跟他们讨论交流中国社会问题，谈到了儒家思想，甚至谈到基督教等宗教的相关问题，李老师的知识面很广，分析问题视角独特，他的睿智、博学和儒雅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加入清华社会学系之时，我就进入了清华人事制度改革后的长聘聘任体系，几年后就面临“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所以李老师也很关心我的“生存”问题。每次碰到李老师，他总是督促我说：“晓斌，要好好写论文啊，要多写论文啊，在清华，论文既要有数量，也要有质量”。在李老师的督促下，我不敢懈怠，每天脑子里想得最多的可能就是论文了。不是想论文，就是写论文，不是跟学生讨论论文，就是修改论文。经过多年的煎熬，我在去年才通过了长聘的考核。李老师知道后很高兴，跟我说：“晓斌啊，他们告诉我你是全票通过的”。而回想这么多年的曲折，没有李老师的帮助，哪有我现在的安生立命之所！

在过去的几年里，李老师的身体一直就比较差，脸色不太好，白头发也日益增多。但他仍然坚持在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一线。2017年才卸任了院长职务，2021年给学生上完最后一节课。之后他仍然亲自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而且每篇学位论文都亲自把关过问甚至修改。直到去年新冠疫情期间，李老师多次住院，但又着急学生毕业，他才嘱托我帮助指导几位学生的博士论文。他对学生博士论文的要求很高，也常常邀请我帮助师弟师妹们提升论文质量，还常常跟我说，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要送出去外审。

疫情这三年，因为隔离和李老师身体原因，我也很少与李老师见面，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与他交流。去年12月李老师感染了新冠，身体变得更差，常常肺部感染，每当我跟他联系提醒他注意身体时，他也提醒我保重身体。10月中旬，李老师开始病重住院之后，建明、郑路、宇琳、一璋和我组成了送饭团，每天轮流给李老师送饭送菜，但每次到医院也只是通过病房小窗跟李老师打个招呼，无法直接说话。而在病重期间，11月份，我跟我学生出版了一本有关社会调研的书籍，李老师还应邀给我写了推荐语：“社会调查是社会学专业的看家本领。何晓斌老师的团队基于实际经验撰写的这部作品介绍了社会调查的基本程序、主要方法和调研报告的写作方式，是一本兼顾理论、实操、方法及案例，内容详实并具有专业特色的参考书”。李老师对学生的事情总是这么用情用心！

2017年7月李老师在新加坡访问交流时留影

五、大先生和真君子：李老师的学术和品格

李老师做的学问是顶天立地的。他博闻强记，中西融合，熟识国内外经典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对中国社会学学术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真问题，并提出富有洞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构念（如倒丁字型结构，土字型结构），开展社会学干预研究和实验（如新清河实验），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改良。他心怀国家和普通百姓，关心民众疾苦，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社会调查和入户访谈，把握中国真实社会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人文情怀的政策方向（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他一生都在为他热爱的学术、学科和学生工作，直至昏迷。他工作勤勉，不断创新，为推动社会学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老师做人的品格更是一流。他为人正直清廉，生活简朴，从来不讲究吃穿玩乐，每次吃饭他都是让别人点菜，因为他自己不在乎吃什么。他谦虚有礼，为他做了点事，总是非常客气地说“谢谢”，并且尽量不麻烦别人。他平易近人，从来也没什么架子，从来没看到他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发过任何一次脾气。他也从不强迫学生做什么，总是引导和支持。他重情重义，广交天下好友，真诚帮助学生和朋友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朋友和学生们也常常称他为“强爷”。

李老师近乎完人，他以长者之仁，侠士之义，君子之礼，学者之智，朋友之信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学术和品格的丰碑！一座他人很难企及的丰碑！

李老师，您是我永远的导师！学术之路的导师，为人处事的导师，德行品格的导师！您的指导帮助，我感恩于心；您的谆谆教诲，我万不敢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会朝着您指引的方向努力前行，笃行不怠！

谨以此文怀念我永远的导师李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