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李强教授

——在北京市2023年社会学年会上的致辞

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

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为准备今年的年会，我原已写了一个与主题相关的初稿，力图就“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谈谈自己的看法。但临近中午又有了新的想法，一时泉涌，就写了这个稿子。今天非常特殊，天公作美，丽日东升，阳光普照，让寒冬不再可畏。大家踏雪前来，含泪为强爷送行。北京市社会学会也经紧急协商，及时调整了今天的日程，将主题演讲环节放在下午举行，便于各位同仁前往八宝山做最后的告别！

李强教授曾任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在去世之前，仍然担任北京市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是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作为接任会长，在北京市社会学会的年会上，理应代表大家为我们的老会长的离去而表示沉痛哀悼！

李强教授是当代中国杰出的社会学家。他以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远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学界普遍的崇敬。他的离世，对于北京市社会学的建设，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李强教授毕生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从社会结构到社会分层，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政策，他的洞察力和睿智思考使他在这些领域都留下了深刻印记。他的理论贡献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理解，也为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参考。他最近主持的、尚未出版但已完成结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就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深入讨论了中国社会学人对现代化研究的重大贡献与理论话语影响。

他在这本书的前两章，重点分析了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的城镇化问题。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使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建立密不可分。中国式现代化所面对的每一个超大城市的人口，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比如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和成都市的人口，都超过了2000多万。我曾经在人口学界工作过多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世界两百多个可以查考到具体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人口超过2000万的只有60个左右。在很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总人口超过2000万的也不多。所以，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是极其重要的大事。超大城市不仅是区域发展的发动机，而且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中国解决好了超大城市的问题、解决好了超大城市与其他大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城市群和城市网问题，就抓住了解决其他问题的“牛鼻子”。

李强教授还以其开放的学术态度和包容的价值观，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进步。李强教授坚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全球视野可以带来更全面、更深入的社会学建构。他很好地使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资源，成功将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治理联系起来，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引领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启发了我们对城市社会现象的新思考。他领导的新清河实验，既继承了美国芝加哥大学都市研究的空间社会学遗产，也开拓了许仕廉、杨开道的实践社会学和行动社会学的新传统。他在将清河作为社区的研究中，提炼了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治理之道。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清河是一个典型的由工业社区向服务业社区转化的社区。虽然其久已成名，但在近代历史上，尤以呢绒与毛纺织业为盛。在北平时期，其可能是华北乃至全国最大的纺织业产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拥有一条产于清河的毛纺织产品，就可以算是奢侈品了。考察清河社区的变迁，大体可以反映北京市的历史进程。李强教授领导的新清河实验，关注了社区变迁，重视了社区文化的多样性，探究了社区多元治理、社区权力配置等议题。他的研究表明，社区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全球化和都市移民的影响等。他的研究为理解社区冲突和社区融合提供了新视角，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启示作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我们需要高度关注超大城市的社区变迁与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就应该放在社区治理方面。

今天，我们怀念李强教授，不仅因为他的才华和贡献，更因为他的人格和精神。李强教授以其深厚学养，深入探讨了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他揭示了现代化背景下，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机会，以及如何形塑社会不平等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他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基于职业类型而形成的“土字型结构”，他认为中国已从“倒丁字”结构转变为“土字形结构”。如果他继续研究，或许他会提出“王字形结构”——这个任务在他去世之后得由我们来完成了。

李强教授注重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的结合，并将研究的目的指向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向于扩大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这应该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学意旨，即在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或者建立一个与现代化发展方向高度自洽的社会结构，使这个结构能够消解现代化所带来的张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有利于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重要目标对象，就是农民工阶层。李强教授关注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他探讨了农民工的群体行为、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农民工的收入结构与社会影响等主题，揭示了农民工收入的提升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强教授的研究为理解农民工的市民化与农民工的群体行为特征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中国只有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顺利解决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才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为在小城镇和小城市、甚至于在中等城市，这一问题相对容易得到解决，但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这一问题要复杂得多。在社会政策方面，李强教授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福利的改进。他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分析了社会政策对社会福利和不平等的改善作用。他的研究将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结合起来，揭示了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复杂性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性，为我们改进社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李强教授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而且还以学理叙事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研究促使政府部门更加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他努力揭示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问题的根源，促使人们反思社会制度和政策配置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问题，反思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也促使学界反思制度配置的公正性与不公正性问题。

李强教授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他的积极宣讲传播给广大公众。他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思想和观点激发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推进了中国社会学的大众化。社会学家对公平和公正问题的关注，使社会学本身就带有现代化的学理特征。

李强教授崇尚解放思想，尊重学术传统，引导学术研究。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及其对真理的追求使他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和理论反思性。他读书、但不囿于书。他绝不简单迷思与照搬西方社会学，而是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怀念李强教授，感叹生命的短暂和精神的永恒。他的离世让我们失去了我们时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引领者，但他的理论思想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惟有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开拓和繁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才能不负他的重托。

所以，今天，在北京市社会学会的学术年会上，我们在怀念李强教授的过程中，要努力发扬光大北京市的社会学，将北京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新实践，提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论，为北京市甚至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社会学家的学理支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