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下午，清华社会学系“赏音绘”田野茶肆——“中国卡车司机调查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在熊知行楼109室顺利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分享了自己关于卡车司机调查的研究缘起、前期发现和后期计划。
活动开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首先致辞。王天夫老师认为，就像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先驱们所开展的那些经典社会调查一样，沈原老师的卡车司机调查，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界诞生的一项持续、深入的社会调查。卡车司机调查不仅延续了沈原老师一贯坚持的劳工理论视野，具有深厚的社会关怀，而且在方法论意义上，将严肃的大规模线上问卷与线下深度访谈相结合，不仅通过翔实的数据支撑观点，而且挖掘出了诸多动人的故事，精炼地总结出了卡车司机群体的诸多特征，是一个扎根田野、关注社会真问题的社会调查。更为难得的是，调查团队还通过每年持续发布调查报告，将3000万卡车司机的境况带入到大众的视野中，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实现了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定将成为中国社会调查里面的一项经典研究。
在讲座正式环节中，沈原老师从劳工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线索开始讲起，首先介绍了自己为什么研究卡车司机。沈原老师解释道，劳工社会学的劳动过程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劳工”到“具体劳工”的转变，劳工社会学的先驱马克思、布雷弗曼、布洛维等人的理论，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阶级优先”，用工人的经济关系来定义阶级属性。然而，将阶级放在首位就导致工人身上很多的社会品格变为了无关宏旨的东西，从而被舍弃掉。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工人的成分发生了诸多变化，性别、种族、公民权等一系列复杂因素都和劳工问题有关。因此，劳工社会学的研究者们逐步将工人的社会品格返回到劳工身上，实现了从“抽象劳工”向“具体劳工”的转变。而沈原老师的个人研究历程，也和这一转变相契合，从早期在对农民工流动情况的调查中，局限于将农民工抽象成一堆数字，到后期进一步开展家户工厂里的箱包工和工地上建筑工的调查，再到劳工NGO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沈原老师的关注点越来越聚焦于不同地域、不同种类工厂、不同工作制度对工人的塑造和影响，劳工的形象越来越具体，而卡车司机就是沈原老师近年来着重关注的一个工人群体。
紧接着，沈原老师通过翔实的数据提出，伴随电商和物流业在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同时，作为占据物流业接近80%份额的公路货运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便是3000多万卡车司机。沈原老师将卡车司机分为自雇司机和他雇司机两种类型，而自雇司机在卡车司机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研究主要针对自雇司机这个主要群体。沈原老师从几个不同角度去描述卡车司机的群体特征：从个人角度来看，卡车司机主要以青壮年农村男性为主，平均年龄是36.6岁，以初中学历为主；从家庭角度来看，80%的卡车司机都是已婚群体，并且配偶双方均为农村户籍，卡车司机中的大多数都拥有孩子，年龄在6-12岁的比例最高，这反映出大部分卡车司机实际上承担着沉重的家庭压力。从职业层面上来看，平均驾龄是9.5年，驾龄10年的司机最多，大部分是在中国物流业大发展的时间里拿到的驾照。卡车司机每天单次驾车的平均时数为7.8个小时，但由于卡车司机并非每天都开车，实际上每天的开车时间是10.8小时；从收入角度来说，卡车司机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近些年来整体呈下降趋势。
随后，沈原老师对自雇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特征进行了一一介绍：一是“自雇体制”下，自雇卡车司机本身既是小私有者也是劳动者。但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贷款购车，还贷的压力导致他们疲劳、超时驾驶卡车运输货物；二是“移动的原子化”，卡车司机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跑”，哪里有货到哪；三是“四海为家”，卡车司机吃住都是在车上，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严重重合，生产与再生产融为一体；四是“男性气质”特征，主要表现为支配型、共谋型与家长型气质；五是“虚拟团结”， 即卡车司机群体借助网络平台实现沟通和联系，进而将原子化的个体组织起来。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虚拟团结”，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自组织机制。
接下来，沈原老师着重介绍了卡车司机的组织化这一主题。他指出当下卡车界出现了组织化大潮，全国有超过六十多个不同类型的卡车司机组织，包括全国性的和区域性的，并进一步分析了卡车司机组织化的四大动因：第一，救援。包括道路救援、生命救援、集资救助等，卡友互助救援相比其他救援方式具有速度快、成本低、效果好的特点。第二，讨债。由于公路货运拖欠卡车司机运输货款是普遍现象，大部分情况得借助组织化的方式进行解决。第三，议价。互联网车货匹配平台的激烈竞争和疯狂的价格战，使得卡车司机的议价权普遍减弱，时常需要通过集体议价来为卡车司机群体争取利益。第四，认同。卡车司机特别渴望职业群体的认同，他们不像工厂制度下的工人，没有共同的工作空间，因此他们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从而得以跨越空间的障碍，迅速连接起来，不仅成本低，而且扩展速度极快，但也造成了组织不稳定的特征。
沈原老师从类型学的角度将卡车司机组织基本上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基于原生性社会关系的组织，以中国龙、东北虎为代表，属于地方性的自组织，一定程度上是原有素朴社会关系的延续；二是基于商业关系的组织，以卡友地带为代表，经营性较强，用商业的手段来组织卡车司机并提供一定的服务；三是基于公益理念的组织，以传化安心驿站为代表，从公益的理念出发组织卡车司机，要求卡车司机不仅群体内部互帮互助，而且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最后，沈原老师提出了卡车司机组织化研究背后的理论关怀，即中国工人群体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所提出的经典问题，工人阶级怎么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沈原老师试图透过卡车司机的虚拟团结来探究中国工人的群体团结机制。
讲座交流阶段，沈原老师针对罗家德、洪伟、李晓谕等几位老师以及多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就互联网车货匹配平台对卡车司机带来的影响、卡车司机组织化的互联网依赖性、工人群体对“算法专制”的反抗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解答。沈原老师介绍到，在接下来调查里，研究团队还将就卡车司机的挂靠制度、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和主体，包括从驾校到加油站，再到修理场整个卡车司机所处的产业生态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以及纵向上进一步关注卡车司机的生命历程，从“卡二代”到“卡老”进行纵向的追踪调查，并借助社会学的干预不断关注卡车司机的身体健康、法律维权、心理咨询等问题。沈原老师以“勿因善小而不为”，勉励大家关心工人群体的生活境遇，尽量帮助身边的每一个弱势群体。
活动最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晋军进行总结评议。晋军老师指出，沈原老师的研究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是发现“不可见的问题”，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个改变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被我们所忽略，而沈原老师通过扎实的研究告诉了我们中国还有这么一批人，让我们看见了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人”。另一方面是“改变那些看起来没法改变的东西”，沈原老师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报告，在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在通过公益的方式实现着“社会学的干预”，努力改变着卡车司机群体的境遇。晋军老师勉励广大同学，即便不念社会学、不做社会调查，也要努力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社会群体，努力地关注这些我们看不见的群体，关怀他们的命运其实也是在关怀我们自身。
供稿：李正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