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赤子爱国者，传世鸿儒费孝通

——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建20周年

彭凯平

今年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清华社科人费孝通先生（1910.11.2-2005.4.24）诞辰110周年。

费孝通先生是知名度极高的大学者，他的名著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书籍，作为纯学术著作而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畅销不衰；他著名的格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已成为中华文化瑰宝中极为灿烂的一颗明珠；他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为世界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是我们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

他是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社会活动家与国家领导人。他早年就树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一生孜孜以求；青年时代他“以文报国”，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建国后，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为推动社会变革，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广交海内外朋友，努力促进两岸学界和其他人士的相互了解、交流。

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清华社科人。他23岁（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建国前与建国后，他都曾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曾深情地说，在清华园的日子，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服，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他一生中最巅峰的几部著作正是诞生在他与清华大学结缘的这段人生时光里。

在江苏吴江市松陵公园，一本无字的石雕书展开，背后的墓碑上有一段题字：“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这是费教通对自己整个人生的总结，也是一位伟大的中华赤子人生的写照。他用自己光辉的一生践行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传世情怀。

一生的远行

1910年11月2日（清宣统二年），费孝通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六岁时进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次年，正式发表了人生第一篇文章。

1928年，费孝通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少年费孝通一心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这也为他后来一生扎根乡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费孝通于燕京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新婚仅108天的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在瑶山迷路失事，王同惠不幸身亡,费孝通受伤。翌年费孝通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俄国著名社会学家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该文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旋即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中国。从那一年至1946年，费孝通一直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其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1944年，费孝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

1949年9月，费孝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1952年至1957年，费孝通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十年动乱”期间，费孝通遭遇不公平对待。直到1972年，才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1979年，费孝通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1980年，费孝通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1982年，费孝通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此后费孝通先后对中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为改善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结集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4岁。

江村赤子

开弦弓是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清华毕业生来到了这里。因为这个清华学子，开弦弓村有了另外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江村”。江村被人们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从这里诞生了近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一九三六年夏，费孝通回家乡江苏吴江养伤，接受姐姐建议到开弦弓村小住，顺便了解村里丝厂情况。村中丝厂属于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创立于一九二九年，旨在改良丝业生产，提升技术水准，复兴传统产业。

费孝通到开弦弓村后，他敏锐觉察到村民生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现代工业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养蚕女开动缫丝机器。费孝通洞见到“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应该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各种社会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问题。”于是他串门入户，闲话家常，将其“一村农民生活之变，可作一国社会变迁晴雨表”的卓越学术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

结束开弦弓村调查后，在赴英留学近一个月的海路途中，费孝通即写出了描述、分析开弦弓农民生活的大纲。在导师的帮助之下，大纲成书。就是著名的《江村经济》。《江村经济》以一九三六年为时间节点，如实描述了开弦弓村的土地制度、人口、家庭、婚姻、伦理、亲属关系、农业、蚕丝业、副业、工业、贸易、教育、医疗等方面实况，内容远远超出“经济”概念。因其“完美”“准确”“深入”“罕见”，江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乃至更多人士观察、了解、研究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窗口。“一九三六”也因此成为中国人类学者起步之初即进入国际人类学前沿地带的时间标志。开弦弓村由此获得了学名“江村”，江村也从此和费孝通一起名扬天下，并结下了一生的缘份。从那之后到2002年，费孝通一共二十六次走进江村。江村成为费孝通一辈子“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这最大课题的起点与终点。

深入乡土，是费孝通最为人崇敬的治学方式。他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6次回访家乡江村。他研究中国的穷人主要是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他关心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费孝通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在中国的江南，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经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之一，这也是清华学子费孝通留给中国的一份巨大财富。

费孝通是江村的赤子，更是所有中国乡土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摆渡人。

传世鸿儒

费孝通先生一生学术等身，笔耕不辍，浩荡几万百言。他一直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费孝通认为重建一个学科，在组织结构方面，必须要有五个要件：建立学会，为专业人员和支持这门学科发展的人提供交流机会；建立研究机构；建立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此外还有设立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并按照这一思路逐一落实。他对学科建设的“五脏六腑”这一思想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范式奠定了基调，也为其它许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鲜明的坐标。

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老院长李强教授曾撰文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成就评价如下：“从历史上看，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大部分经典之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等。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是费孝通经历坎坷的一段时间，尽管身处逆境，他还是仗义执言，提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1957年以后费孝通主要从事翻译和边界问题研究。第三阶段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段时间。费孝通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

费孝通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学者，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全身心投入中国社会的行动实践家，一个心怀“天下大同”宏愿的民族之子。他用一生的远行，诠释了一个乡土赤子的大仁大爱，他用一生的砥砺，铸造了一座传世鸿儒的不朽传奇。

情寄清华园

费孝通先生就读于清华时是社会学的研究生，后来他也曾在清华大学执教。费先生对清华怀有深厚的感情。费孝通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习生活，是他一生当中难得的最平静、最恬适的生活。193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费孝通在吴文藻的支持下，考入清华大学，成为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师从俄国学者史禄国。那时在清华大学，体质人类学是冷门学科，他也是在清华园里学习人类学的唯一一名学生。“清华园里知道的人不多，史先生虽是世界级的学者，但知道的人很少。他不但在清华里不知名，甚至全国、全世界在当时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这样一个老师，加上费孝通是清华园里惟一一个跟他专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生，“一师一徒”的圈子很小，孤寂之状不难想见。

这期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专注于体质人类学的奥秘物我两忘。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册记载，“生物学馆，位于园西河旁，碧瓦红墙……馆高四层，占地二亩有二……研究室及储藏室，多在第三、四层，实验室及讲堂，多在第二层。每一实验室，足够二十余人同时实验之用”。如此规模宏大的一个实验室，当时只有费孝通一个人工作。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是多么的稀缺与陌生。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实验室的门有两个钥匙，费孝通一个，史禄国一个。史禄国让费孝通独自在实验室工作，但是任何时间他都可以自己开门进来看学生在做些什么。两人在工作室里见面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史氏每天主要的时间是在他自己的书斋里埋头工作。每天傍晚，史氏总要和他夫人一起绕清华园散步一周。当他经过生物馆时，就可以用身边带着的钥匙开门进入工作室。而费孝通这时大多已回宿舍去了，史氏便查阅堆在桌上的统计纸。“他看到错误时就留下‘重做’的批语。我一看到这字条，就明白一个星期的劳动又得重来了。”费孝通曾这样回忆老师的突击检查。

今天我们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庆祝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建20周年。但是如果推算到费孝通先生所在的那个时代，清华的社会学可以说是渊源流长。斯人已去，世间变迁。我们抚今追昔，在回忆费先生的种种事迹之时，更深感自己身上责任之重大。今天，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我们的学科伫立潮头，我们的生活也丰富多彩。但越是在好的环境下，我们越要保持清华社科人的风骨，继承费孝通先生身上那种鸿儒之志与躬行之德，为清华社会科学添上更加辉煌的一笔，这才不枉我们与清华结下的这一世情缘。

有些人创造了历史，有些人被历史记住，有些则成为了历史本身。费孝通先生永远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历史上令人敬仰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