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国社会保障纪实（1978-2018）》
大型纪录片《中国社会保障纪实》
为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
由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牵头拍摄，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学术支持的国内首部以社会保障为题材的大型纪录片《中国社会保障纪实（1978—2018）》。旨在为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的该纪录片拍摄二十余个省份，采访上百位制度设计者、权威专家、基层管理者和普通民众，全景式展示了1978年至2018年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历程。通过数十位普通民众亲身经历的故事和其中的悲欢离合，深入体现了四十年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大潮中，社会保障作为国家保障的制度安排，为每一个人所带来的切实的生活改善和制度化保障，以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民生案例反映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纪录片《中国社会保障纪实（1978-2018）》
纪录片共分五集，分别为《民生福祉》、《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幸福所系》，于2018年12月31日晚21：30在中国教育台一频道首播。
第一集《民生福祉》从多角度系统展示四十年社会保障发展历程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全景展示了各类人群参加和享受各类社会保障的总体状况。
《中国社会保障纪实（1978-2018）》--《民生福祉》
第二、三、四集分别聚焦养老、医疗和救助这三大社会保障）核心制度，深入展示了当人们面对年老、疾病、贫困等突出困境时，社会保障制度发挥的切实有效保障作用，让人们能够度过难关，并享受生活的美好和未来。
《中国社会保障纪实（1978-2018）》
第五集《幸福所系》立足于当前制度挑战，并展望制度发展前景，重点对老龄化、就业形态变化等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展望通过制度变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前景。
《中国社会保障纪实（1978-2018）》--《幸福所系》
该片拍摄手法生动亲切，贴近百姓生活，用具体事例真实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沧桑巨变的切身感受，同时也对社会保障的进一步改善提出了期许和诉求，不失为一部兼具历史性与观赏性的创作佳品。
《中国社会保障纪实（1978-2018）》
（清华大学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供稿）
《中国社会保障纪实（1978-2018）》
剧情介绍
第一集《民生福祉》
影片以采访的视角切入，首先展现的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中国第一个劳动合同制和社会劳动保险制度首先在这里实施，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已基本建立，人民的生活也随之而发生改变。
经济特区深圳
采访从上海社保查询网的一名专业咨询员吴诗妍开始，她和她的同事们每天要接听近4万多个咨询电话。在上海，人们已习惯将自己在就业、养老、医疗、劳动关系、教育、居住等遇到的问题通过电话进行咨询。
上海社保查询网的一名专业咨询员正在接听咨询电话
镜头随后切换到了黑龙江，这个曾经的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从1998年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高凤霞夫妇失去了佳木斯造纸厂的铁饭碗，生活陷入了困境。1999年，国务院发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同期在全国建立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保障25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如今，佳木斯的政务大厅，每个工作日都人流涌动，前来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劳动关系的人络绎不绝。
黑龙江佳木斯的政务大厅
画面切换到四川遂宁，14岁的农村孩子邓雪儿被查出体内产生胰岛素的细胞已经彻底损坏，终生需要以药维持。贫困的农村家庭无法承担巨大的医药费，为了活命，她只好在16岁那年只身来到广州打工。靠着自己的双手，靠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邓雪儿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组成了幸福的家庭，还为全家包括生病的孩子都买了医疗保险。
邓雪儿接受采访
1992年，同样来自四川内江的农村女孩黎群到东莞一家外企打工。1997年公司按照工资比例为员工购买了保险，她开始还觉得工资少了，是公司扣了她的钱。直到后来得了肠胃病住院，她才理解了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如今外来务工的人员，都会提到企业是否给上保险这个问题。
打工女孩就医疗保险接受采访
围绕几条采访主线，还穿插了家人与周边人群的真实感受和业内专家的评述。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圭亚表示：每20年，中国的发展都会有一个新的面貌，从1978到1998再到2018。与欧洲国家社保限制、减少和收缩等现状不同，中国现在的社保发展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一个更好、更积极的面貌。
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圭亚谈中国社保发展
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15亿人，11.77亿人、1.88亿人、2.27亿人和1.92亿人。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158多个国家的300多个社会保障机构投票决定，中国被授予“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中国“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
第二集《老有所养》
影片首先把镜头推向东北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仅一个铁西区就有近70万工人下岗。1997年，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是有一段时间部分退休人员存在着领不到养老金现象。杜师傅和成千上万的工友一样，生活陷入困境。
老工业基地沈阳
1998年，中央出台了“两个确保”政策，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企业没了，但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来了，这是一个真正能给杜师傅带来安全感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张薄薄的社保卡，把杜师傅这一家带出了灵魂危机。
杜师傅谈社保制度
镜头转向了北京通州，郭宝荣老人对那段艰难的日子记忆犹新。当1997年推行职工基本养老金时，郭宝荣的公司因为属于合资转外资企业，并没有被纳入社保制度内。外资企业不负责发放退休工资，使得郭宝荣这批退休人员陷入养老危机。后来，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将他们纳入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从2005年开始，养老金14年连涨，让郭宝荣退休生活丰富起来。
社会养老制度为退休人员郭宝荣脱离养老危机
离开人头攒动的通州社保大厅，随着摄像机镜头来到河南省西峡县。2009年，西峡县被国家定为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并率先在河南完成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轨。今年78岁的张明华老人，是西峡县五里桥镇黄狮村村民。当西峡县作为全国试点县推行新农保的时候，她还以为是儿子找借口偷偷塞给她的钱。直到村中的老人都领到钱了，老太太才相信这是国家发的钱。
河南老人张明华享受到“新农保”带来的收益
相隔不远的明村村民张宝生夫妻的三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为补贴家用，张宝生要编一些手工艺篮子，交给村里代卖。张宝生的妻子患了轻度老年痴呆，他们两口都有心脏病，每天得吃药控制，养老金是老两口的生活支柱。从2018年养老金涨到98元后，两位老人终于不再为买药的钱发愁了。
张宝生夫妇因养老金调高再也不发愁买药钱
镜头随后又拉回了东北，影片采访了辽阳市一家民营企业的新老员工和企业老总。随着东北年轻人大量外流，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出来，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越来越重。
东北民营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重
为了进行对比，影片又实地采访了该企业在广州茂名的分公司。目前，我国养老金以省为单位进行统筹，省与省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差异巨大，是造成缴费差异的关键原因。为解决这个问题，2018年5月，中央出台调剂金制度文件，迈出了全国统筹的关键一步。
老有所养，是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2017年底，养老保险制度覆盖9.1亿人，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障体系。人们期待在国家宏大规划的制度变革中，更加关注每一位老年人的衣食住行，让每一位老人都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老有所养”是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
第三集《病有所医》
影片的镜头推进云南，二十年前，云南省曲靖市民徐健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变革。徐健退休前是云南省煤炭行业一家公司的职工，这家曾有3000多名职工的国营大厂于2008年破产。2000年以前，该厂实行的是劳保医疗制度。徐健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进厂，当时从未因生病吃药犯愁。但好景不长，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国有企业效益开始变差，劳保制度逐渐名存实亡，徐健所在的企业也是如此。
1995年，徐建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从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出来，按照厂里的劳保条例去报销时，得到的回复是医务室什么也不管了，得大病去外面住院也不能报销。49岁的徐建，对人生的危机猝不及防，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他还查出患有肝病。家里的存蓄被医疗费用消耗一空，艰难时甚至出现了两到三个月断药的窘境。
徐建就医疗保险制度接受采访
一场波及全国城镇职工的医保社会化改革，让徐健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1994年，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率先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两市进行试点，随后扩大到40多个城市。1998年12月14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了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模式，提出了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0年，云南曲靖市开始实施改革。徐建所在的企业也正式将劳保医疗制度改成城镇职工医保。他的医疗费用终于可以进行报销，这迟来几年的好消息，保住了他的生命。如今有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后，徐建每次到医院看病，都能以少量钱，买到救命的药品。虽然患有多种疾病，徐建的退休生活，依然过得有声有色，医保成了他生命的保障。从劳保医疗制度到城镇职工医保的改革，为无数普通职工的健康增加了一道保险屏障。从1998年开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3亿多人。
镜头从城市转向乡村。2003年之前，在广袤的农村，尚有9亿农民未能进入医疗保障制度。在河北沧州东光县，62岁的王炳德是县中医院办公室主任，但他舍不得放下用了40年的听诊器。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去往县医院任职前，王炳德干了30多年的乡村医生。直到现在，他每周都会回到王东吾村，继续给这里的村民看病。解决农村看病难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农村看病难
2003年1月，中国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把广大的农民纳入到整个医疗保障的网络，已成为当务之急。河南省通许县61岁的农民赫军春是名退伍军人，30多年前得了慢性胃病，每个月都必须吃药。2007年以前，每个月花大把的医药费，使赫军春的家庭陷入贫困。新农合刚出来时，他不是很相信，经过卫生站反复劝说，他才加入了新农合。现如今，每个月的医药费都可以报销，赫军春一家的日子也有了起色。
“新农合”将广大农民纳入医疗保障网络
当城镇职工和广大农村共十几亿人得到基本医疗保障后，中国从2007年起，开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16年，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正式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一体，待遇同质的城乡居民医保，有效提高了农民的医保待遇和就医选择权。
基本医疗保险都有一个封顶线设置，那么如果得了大病又该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自2012年起开始建立城乡居民大病医保。2018年5月初，苏州市民朱林娥被确诊患上了“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病，每一个疗程就得好几万。由于治疗时间较长，患者平均花费得四、五十万。五十多岁的朱林娥和丈夫住在城郊结合部，因为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为生。躺在病床上的朱林娥，愁的辗转难眠。
大病如何解决？
从2018年开始，苏州市施行了一项新的大病医保政策，把大病患者承担的个人自费部分，纳入到了大病保险的补偿范围，提高了报销比例。朱林娥赶上了新政策，个人花费只相当于过去的四分之一。苏州通过改变医保的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朱林娥等大病患者看病贵的问题。
目前，中国大病保险已经覆盖10.5亿人，实现地区实施、参保人群覆盖、和支付兑现百分之百，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也有人提出，为什么不采取免费医疗呢？影片把镜头投向了西北的一座资源城市--榆林。榆林市常住人口在50万左右，2009年，《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实施，以高额财政补贴，实现保障水平充分。当地政府将新农合的报销门槛从两百元降低到100元，这样看病报销几乎没有门槛，新农合的参保人数在99%以上。
现年55岁的陕西神木人武根俊在市区经营一家羊肉铺，一家五口人依靠着武根俊每月7000元的收入生活。不久前，他因肝血管瘤紧急住进当地医院，十多天的治疗就花了近两万元，而报销后个人只花了1000多元。神木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中实现了近乎免费的待遇，得益于神木资源城市独有的雄厚财政能力，这一制度只针对具有本地户籍和在当地就医的居民。神木的免费医疗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影片通过专家学者针对国内外医疗福利制度的比较和分析，对免费医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意见。
专家学者谈国内外医疗福利制度和免费医疗
当下中国人最关心的比建立免费医疗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把医疗目录不断放大，使得临床亟需的创新药品和耗材纳入进来。索坦是一种新型多靶向性的治疗肿瘤的口服药物，也是青岛市民李新明离不开的救命药。1999年，青岛市民李新明罹患肾癌，手术切除了一个肾。四年后，只剩下一个肾的李新明旧病复发，走投无路的他，从青岛市立医院泌尿外科侯主任那里获得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案。当时，青岛一瓶索坦的药价是11790元，根据治疗方案，李先生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瓶，一年就是12瓶。总的费用是141480元。这个数字对于工薪阶层的李先生，无异于倾家荡产。
正当李新明夫妇俩准备卖房救命之时，一个好消息驱散了这个家庭上空的阴霾。青岛市从2012年7月实行的特药准入政策，把索坦等一些治疗癌症的特效药，相继纳入医青岛市从2012年7月实行的特药准入政策，把索坦等一些治疗癌症的特效药，相继纳入医保范围。按照这项政策，李新明购买索坦的费用，医保可以报销70%，自己只需要承担30%。这个好消息让他和家人热泪盈眶，抱头痛哭。2017年青岛市实施全民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参保人按规定使用特药特材发生的医疗费用，最高按80%的比例报销，不设最高支付限额。昔日“天价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已经构建起一张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有效地减轻着13亿多国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但这一制度还需要优化，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责，需要坚守互助共济，用集体的力量和确切的制度安排来为全体人民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在医疗技术进步和医疗保障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尝试将更多的医疗保障资金应用于医疗的前期预防干预，引导形成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医保不是医疗的全部，医疗更不应该成为生命的大部分。健康才是每一个人幸福生活的基础，人们期待着一个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四集《弱有所扶》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救助在城镇依托工作单位，在农村依托生产集体开展工作。1979年，安徽省的小岗生产队冒着风险实行了包产到户，迈开了对内改革的第一步，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探索转型也随之开始。五保政策是我国独创的一项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让这项制度一时间难以发挥作用。
影片通过江西省遂川县民政协调员李强生对新的农村救助体制还未形成的过渡期展开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性救助向制度化救助的变革还在酝酿之中。农村社会救助主要体现在发生灾害临时拨发的救济款，金额有限也没有形成体系。
民政协调员李强生谈新的农村救助体制
从八十年代参加民政工作到现在，李强生见证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社会救助作为国家责任的理念开始明确。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自此我国五保供养工作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为了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从1996年开始，部分地区探索农村低保制度建设。200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针对更多贫困人口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工人下岗大潮席卷全国。铁饭碗被打碎了。可当时的社会救助体系，在面对下岗大潮时却显得无能为力。上海市民政局和财政局率先对这样一部分企业的职工提供基本生活的保障，从生活救助方面配合国有企业的改革。上海的做法陆续在全国得到推广，杭州在1996年开始实施城市低保。到1999年10月1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颁布，全国所有市、县都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明确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和规定了详细的标准划定和申请认定程序。
影片通过居住在杭州的民政救助员杨东豪展开采访，回顾了当时艰难的生活经历。2003年，杨东豪再就业当上了社区的民政帮扶救助员，协助社区居民办理低保成为了他的工作之一。20年过去了，低保制度让让城市无收入、低收入群体，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采访杭州民政救助员杨东豪
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灾害，催生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变社会“收容”为“救助”，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到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社会救助法制化的进程中有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形成了由民政部门统筹，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大救助格局。
影片采用走访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救助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重点难点问题，通过江苏东台互助会、四川达州一门受理等具体救助实例，体现了政府、社会组织、群众共同参与的大救助格局，同时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弱势群体，补足民生短板，实现“弱有所扶”，使得社会救助制度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减贫方式。
第五集《幸福所系》
1980年3月，《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文章。影片采访了文章作者田雪原，他是最早意识到老龄化问题严重性的学者之一，先后出版十六部关于老龄化最早的专著，并开始寻求应对之策。老龄化已成为学界和政策界讨论的焦点话题。
在城市，一直有家庭养老和养老机构两种养老模式可供选择。实行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彻底改变了中国多子女家庭结构，老龄化，使传统养老模式遭遇挑战。在家中子女无法照料，去养老院又一床难求，这是中国目前很多城市面临的新问题。
应对老龄化，上海在2005年提出构建9073的养老服务格局，即90%的人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人数占比分别为7%和3%。影片走访了上海普通民众和相关部门，了解到上海社保体系用了近20年进行探索，对养老服务模式、支撑体系、政策体系和监管体系等进行全面创新，针对老人们不同的身体状况，提供不同的服务。全新的养老机构，精准提供的专业照料，能够让老人们身心愉悦地享受家的温暖。
在大城市群为老龄化寻找破局思路之时，浙江乌镇还没经济实力去复制上海的养老模式。它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已经举办了五届。“互联网+”的理念在乌镇深入人心，镇居民们对互联网服务进入家庭养老欣然接受。乌镇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成立于2015年，它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起了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乌镇老人的信息在这里归档、存储，享受远程的医疗服务与生活帮助。每当警报响起，就意味着一位老人因为身体不适，正通过网络平台向中心呼救。平台会立即定位老人位置，并安排医护人员前往救助。老人们的体检、医疗数据，反馈到综合服务平台，上传到云端，平台“家庭医生”据此分析老人的健康状况，提出建议和处置，并通过短信或者微信及时推送给老人们。目前，乌镇已有82户家庭安装了智能居家照护设备，91位老人佩戴了智能穿戴设备，并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 “互联网+”就这样在不经意间介入到基层养老模式，为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浙江桐乡市民政局朱学龙在采访中说：目前我们有近一半的镇接到已经在启用这个模式了，我们设想要通过三年的努力，把这个乌镇模式变成我们桐乡的模式，然后总结出经验，让更多的人来学习运用这种模式，让他最后变成浙江模式，甚至是中国模式。今年63岁的李阳，不仅自己享受着“互联网+”软硬件设施带来的充实，还能更好地照顾94岁的母亲，也让自己远在外地的子女更放心。
镜头随后摇至江苏昆山，占常住人口七成以上外来人口，正将昆山打造成“下一个深圳”。王名龙是昆山190万外来人口之一。2017年，31岁的他从湖南岳阳为融入这座城，选择了外卖骑手作为职业。他和在武汉工作的妻子商量，把女儿接过来跟自己生活。但此时的他在昆山无房无社保，按规定孩子只能上私立学校。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王名龙着急给自己交社保，可是外来人员的身份却成了麻烦。
来自山东潍坊的李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这位33岁的北大毕业生在昆山做起了网络主播。小有积蓄后，打算在昆山买房安家，却发现没有社保就买不了房。昆山市人社部门遇到如此棘手的问题后始对新兴企业进行调研，一家互联网就业平台给了他们启发，新行业的社保问题也许要交给新行业才能完美解决。外来人才如果能给他们类似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就能解决社保难题。
时代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探索中前行。在美国工作了十年的刘莉2011年回到中国，在上海一家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她在美国打拼时除了缴纳类似中国基本社保的社会安全保险金，还参加了类似企业年金的退休计划。此外，刘莉还建立了养老基金的个人账号，每年都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存入其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养老体系和中国一样也由三大支柱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是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的基金。第三支柱则以个人退休账户为核心。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养老理所当然要靠退休金，也就是依赖“第一支柱。”然而，第一支柱为主的养老保障体系，只是用来保基本的。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倡导了十几年，但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数只有8.04万户，占比不及百分之一。对于第一支柱的补充作用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已经是大势所趋。影片通过对有关领域专家学者的采访，对这一趋势做了分析解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实现了城乡13亿多人的人口全覆盖。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是全面与深刻的制度变革，发展之快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因为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社会保障制度如此全面而深刻地变革，近四十年也没有第二个国家社会保障发展地如此之快。面向未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全面建设覆盖全乡、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项彪炳千秋的人类伟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