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防控工作全面开展，无论是一线医护人员、患者、被隔离人员，还是各行业服务人员和普通大众，都有可能因为这一重大挑战而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同学纷纷响应号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照，从身边人开始
2020年，大年三十晚上。
在全国人民大多都在看新年春晚的时候，有一群人看的却是韩国电影《流感》，而电影中涉及“牺牲一座城市来换取世界和平”的情节，深深震动了他们的心弦——他们害怕自己也会成为那个代价。
“我们怕是要被放弃了”，恐惧、焦虑……一系列负面情绪在一个武汉同学群蔓延——就在不久前，武汉被宣布封城。
有的时候，能摧毁我们的不是病毒，而是对病毒的恐惧。在一片哀嚎中，一个声音，为整个群注入了积极的能量，“电影中牺牲‘老百姓’的情节不会复制在中国的！”
（电影《流感》截图）
这名在关键时刻，保持镇定的武汉同学，正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18级应用心理专业的硕士生周志丹。在看到昔日故友们失控的情绪后，她避开了电视机里的春晚，在自己的卧室，跟大家打了一个特别的拜年电话。
“根据埃利斯的情绪ABC理论，导致我们情绪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看待事件的方式，所以要减轻大家的恐惧情绪，首先就是改变他们的认知。”在大家发泄完情绪后，志丹找来了各种“证据”帮助情绪失控的同学们建立新的认知，“造成大家恐惧，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担心自己身处疫情的中心会得病，所以我就找来了很多‘证据’（比如当年非典的纪录片），试图告诉大家中国是有过应对天灾的丰富经验的，只不过现在事发突然，需要给政府一个反应的过程。”
因为她的积极陪伴，帮助焦虑的昔日同学们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期。
向孩子进行防疫科普，是一门技术活
恐惧，往往来自未知，因此，及时向公众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对于成年人而言，科普或许只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描述即可，但孩子不同，孩子的认知结构尚不足以支持他们去理解抽象的病毒概念，因此，向孩子传播相应的知识首先需要了解孩子的认知特点。
“如果直接向孩子们讲什么是冠状病毒，是困难的，因为冠状病毒是一种看不见的物体，孩子们很难观察到。研究指出，使用类比和对比的方式(Christie & Gentner, 2010; Lorenz, 1974)，可以帮助孩子们理解复杂概念。”18级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生高杨说。
高杨和已毕业的17级应用心理硕士吕金云，本科生邓维宁在导师Christie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利用类比（将人体比作大树，将病毒比作树叶上的害虫），对比（将冠状病毒和普通病毒进行对比，将各种洗手和不洗手产生的结果进行对比）等方式，为家长们写了一篇如何为孩子们解释这次疫情的文章（详见《世界一流大学渣告诉你，如何给孩子解释冠状病毒！》）。
据悉，该文目前已得到10个亲子公众号转载，累积阅读量近1万。
此外，高杨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基于目前全国各地“停课不停学”的政策，她还在多个网络平台为家长们直播分享“疫情期间，如何构建积极家庭关系”等心理学相关知识。截至目前，累积观看人数近2万。
（高杨在网络平台为家长普及“疫情期间，如何构建积极家庭关系”）
“抗击疫情心理援助”，我们always online
疫情，带来的心理问题，有时，甚至不仅仅局限于疫情本身。
一些本就身处困境的个体，很容易伴随着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将长期累积起来的负面情绪表达出来，甚至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
“有些人，处于应激状态下，思维可能会比较极端化，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就应该如何如何，如果不符合自己的预期，便无法接受，退行为孩童，对社会产生敌意。”19级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生闫红霞在参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与北京幸福公益基金联合举办的“抗击疫情心理援助”24小时热线志愿工作中发现，有一些来访者因长期处于压力应激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将这次疫情归因于部分官员不作为，甚至产生不良行为倾向。
“对于这样的来访者，我们首先是接纳他的情绪，陪伴并引导他发泄情绪，然后引导他转换思维的聚焦点，把他盯着社会上个别的不太好的事情的眼光拉到历史和世界的时空中去站在更高的维度看社会看自己，在谈话中发现来电者的积极资源，引导他看到自己的优势并加以运用，鼓励他去迎接和拥抱未来的生活。”闫红霞说，“在电话末，一位来访者对我说，很久没人这样听他抱怨，也很感谢我帮他疏通情绪、理清思绪；而我也从他的反馈中汲取了力量，我了解到，心理咨询不仅可以帮助来电者缓解负面情绪，甚至可能间接地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他们的负面情绪得到了释放和理解，就不会对社会进行报复）。”
除了闫红霞，她的同班同学李艳红、赵汉青，18级应用心理硕士生郑芙蓉、李驰、张美霞、谭章等也都积极参加到这次热线志愿者活动中。由于他们都有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经验与相关资质，在得知系部这一心理热线即将开通后，就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在经过层层选拔及为期三天的前期心理援助工作者岗前培训后，快速投入到了此次志愿服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