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是政治学学科现代性与科学性的重要标志，对政治学学科方法的探索始终贯穿于学界对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思考中。近年来，政治学研究方法丰富多样，国内方法研究和教学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已经开始有中国学者加入前沿方法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学习这些方法，并尝试将最新的方法和技术运用到学术实践中。当前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方向正从借鉴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转向发展符合中国政治需求且推动世界政治学科建设的研究。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演进目前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政治哲学和政治历史传统为基础，主要采用规范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重点解释政治理论。第二阶段引入比较视野，通过跨区域和跨国家的案例比较，展现政治制度的差异性，并以此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差异。第三阶段，随着对数据性质认识的深入，行为主义革命引发了研究方法的“分化”，定性研究方法逐步理论化，定量研究方法逐步得到学界接受，且在与经济学的互动中得到蓬勃发展。当前的政治科学方法已进入第四阶段，主要特点包括重视因果推断、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以及交叉学科方法的广泛应用。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演进的四个发展阶段可以一定程度上与政治学的特征相对应。第一阶段与学科独立性形成相对应；第二阶段对应政治学从历史研究向实证研究的转变；第三阶段反映政治学“科学”属性的提升；第四阶段对应政治学向着解决新社会结构产生的问题的发展。每个阶段研究方法的应用都与学科焦点课题相关，推动了学科发展。在理解方法发展趋势和特点的基础上，可以深化对学科发展的理解，并更好地把握学科方向，推动学科发展。这将有助于中国政治学者站立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潮头、实现学科创新性发展、争取政治发展的国际话语权。基于此，文章将聚焦三个问题：当前政治科学方法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最新的发展态势是什么？新方法与新理论和新学科的关系有何特征？

一、政治学科学方法发展的推动力

首先，方法发展的推动力。当前是政治科学方法创新和突破的时期，大量关于方法创新和整合的文章成为各大政治学期刊阅读量最高的部分。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与学科发展速度密切相关，也是三种时代推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数据储量的日益丰富。数据的极大丰富已经成为了时代特征。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数据丰富有着更广泛的内涵，不仅包括了日益增长的社交媒体数据和数字政府数据，还包括网络调查、统计、实验这种样本性数据以及音频、视频、灯光、交通流量等多模态数据。值得一提的是，政策讲话、访谈、历史文稿等定性研究常用数据，也在数字化的推动下迅速积累起来。

第二，运算能力的快速提升。算力的极大提升拓展了研究者的能动性。在常规分析层面，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不断迭代，使过去复杂的操作更加容易完成。研究者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轻松完成过去需要计算机工作站才能实现的计算任务。对于数据密集型任务，分布式计算等新技术使得大数据量运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成为可能。

第三，赋能问题的需求日益增长。向数据要答案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发力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前所未有，这需要更精细的工具来解决问题。同时，随着数据知识的普及，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都逐步培养出了两种“信心”：一种是对数据的信心，坚信可以从数据中获利，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的；另一种是对自己的数据的信心，认为自己的数据一定有价值和意义。然而，如何挖掘价值、获取利益，这都需要先进、系统且使用成本低廉的方法加以实现。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特征

在数据储量极大丰富、运算能力极大增强以及赋能需求极大增长三重动力的推动下，世界催生了一系列针对新问题的新设备和新算法，这些都在新方法的交汇点得以展现。如前所述，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现在已经呈现出三个鲜明的拓展维度，分别是因果推断、计算社会科学和学科交叉。单就这三个维度来说，都不是新概念，但在三重动力的推动下，它们共同孕育了这一时代的新发展特征：

首先，由线到面。研究方法已从单一维度上的线性发展转变为跨维度式的共同突破。例如，用学科交叉手段来处理因果推断问题，或者通过机制推断逻辑补充计算科学过于描述性的先天缺陷。其次，由粗到细。当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不再单纯强调概括性、代表性，而是能够深入触及并解析社会政治问题的复杂面向，注重解释条件性。第三，由经验到科学。定性和定量研究逐步呈现操作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且以问题为导向，定性和定量研究呈现了明显的融合趋势。

具有这三个特征的新时代政治科学方法在回应经典政治学议题、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议题和具有普适性的科学议题时，都为实质研究领域带来了突破性进展。

首先，对于经典议题的前沿推进。新时代的研究方法推动了两种趋势的形成：一是在计算社会科学的帮助下对复杂政治概念进行解析，二是在因果逻辑引导下实现大数据研究从描述性层次向规律探索发展。对中国政治话语中民主意涵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通过无监督文本分析方法，对《人民日报》进行全语料数据库分析，将其中的民主话语分解为四十个概念组成的意群，这在过去的内容分析研究很难实现的。然后，结合网络分析方法，对民主内部概念关系和外部意群关系进行辨析，从中识别出重要概念关联，并通过引入时间维度理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民主概念建构的一般性规律，实现了计算科学方法与因果推断在政治话语议题上的综合运用。

其次，复杂问题的系统解释。新方法的发展帮助当代研究者实现了一些之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跨时空、跨数据的民意“大比较”，这也是新方法“从粗糙到细致”趋势的典型体现。以民主与民众支持关系为例，这个话题一直以来是理解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积累了大量基于本地特征的民意调查数据和区域性研究成果。但要想揭示民主与民意的科学规律，就需要了解二者关系的普遍性，这只能通过比较来实现。很多其他重要议题，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优越性等，也面临同样的挑战。然而，由于数据收集方式的差异，跨地区的民主支持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难题。现在，通过一些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细分方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例如，研究者与国际联合课题组研发的“动态民意比较”方法就是这一领域最新的进展。通过将数据自动处理技术、潜变量分析、贝叶斯统计等方法相结合，动态民意比较法实现了统计基础上对民意的跨时间、跨空间、跨调查的比较分析可能。通过这一方法，能够实现对跨越137个国家、跨越35年的民主支持与民主制度关系的纵贯分析，也得到了一些之前地区研究难以获得的结论。目前研究团队还将类似的研究应用到了性别意识、政治信任以及分配认知等重要社会政治议题中。

第三，新时代问题的多重阐释。新方法不仅推动了对经典议题、复杂问题的突破，作为时代原生方法也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复杂社会政治环境和媒体环境，并在新环境中推进时代政治议题研究。比较典型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网络表达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但是在网络上，人们交流的连接方式更加显化、更加复合，这时传统以个体为单位的研究就很难适用了，需要新的建模和分析方法。比如在一篇关于“饭圈”（粉丝圈）公共参与行为研究中，将定量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综合运用网络分析、访谈和内容分析方法，揭示了网络世界中，偶像-饭圈-粉丝的影响路径，为理解网络时代信息传递机制和群体组织规则提供了依据。另一个例子来自政治语言研究，新时代语言仍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传递和情感链接手段，但对语言政治影响的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主要是由于语言经常和内容、身份、场景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自然条件下难以剥离，造成效果识别困难。然而，实验和学科交叉方法的综合运用，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途径。比如，将语言学的变语配对检测与政治学的实验室实验方式相结合，成功将语言作用从众多复合条件中剥离，为语言塑造政治态度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

最后，学科的科学性水平提升。科学性是一个极具普适价值的概念，它引导着全球的学术界共同努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学科的科学性也是国际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关心的问题。自2011年前后，以心理学为首的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出现所谓的“复刻危机”。研究者发现，很多本应揭示普遍性、稳定性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无法通过“复现”这一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之后，解决“复刻危机”直接与开放科学运动相关联，形成覆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追求“稳健可信数据分析”运动。

三、政治学新方法、新理论、新学科的关系

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新方法的发展有效促进了政治学知识、理论、话语的构建。在21世纪，新方法已经开始催生人机融合、复杂因果等新知识领域。而这些知识创新也将成为理解新学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尤其在创建以文理交叉为特征的新文科建设过程中，方法交叉往往是重要的先驱。换言之，新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新方法的出现。

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也一直存在“方法驱动”还是“问题驱动”的争议。在理解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清晰认知问题的引领作用。尤其作为中国政治科学工作者，我们除了有责任推动学科发展，更肩负着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任。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方法与问题的辩证关系也至关重要。

在此基础上，基于前述思考，对中国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首先，从培养政治方法贡献者的角度出发，政治方法研究者首先应该是政治学家，而不是统计学家。学习和优化方法的目标应当是寻求适应本土研究实践问题的思路和途径，坚持问题导向。其次，需要对全球性的治理问题作出贡献。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是对科学性普遍规律的探索。普遍性并不代表否定多样性，而是通过不懈地钻研去探寻多样性的形成原因，以期贡献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规律性认识，这也是回答世界之问，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点。最后，应在方法的推陈出新中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方法体系。有特色并不意味着孤立，也并不意味着不能使用他人的方法，而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针对普遍性问题的进步。目前，华人名字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文章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中国学者仍然相对较少，这既与研究传统和教学体系有关，也与发展阶段有关。然而，正如技术发展一样，新技术的到来，如果我们“不上车”，那么之后就容易落入“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困境。方法研究和发展也是如此，为了构建中国自主的方法论体系，我们必须走在学科发展的前列。期望在前辈学者的支持下、当代学者的努力下以及未来学者的奋进中，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国式方法论体系随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发展早日取得成功。

来源：光明网9-5

胡悦：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政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