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任何经济学体系，无论是古典的、马克思的，还是新古典的、奥地利的抑或是新剑桥的，都是以一定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经过两个半世纪经济学家的探索，现已形成的最有影响的三大价值理论分别是劳动价值论、新古典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而基于不同价值理论构建的经济学体系是否具有科学性，就要看其能否对特定经济体系及其基本经济制度做逻辑一致的解释。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那么，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应以何种价值理论为基础，才能对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科学的逻辑一致的解释呢？
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基于这种理论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很难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尤其不能说明包括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和数据等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由此也就不能对党的十六大以来确定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做出科学合理逻辑一致的解释。进一步说，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上述所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收入必然被视为剥削收入，从而陷入一方面要消灭剥削，另一方面又要保护私有财产、发展非公经济的悖论。不仅如此，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发达国家用一小时劳动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多个小时的劳动产品，就是不等价和不平等交换，是富国剥削穷国，这显然也不能成为我国倡导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价值论虽然对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以及功能性分配给出了数量解，但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循环论证）和固有的辩护性（宣扬阶级调和），无论是从逻辑一致性的科学标准还是从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出发，新古典价值论也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基础。
至于斯拉法价值论，虽然一方面通过揭示资本度量的循环论证和技术再转辙给予边际生产力论致命一击，另一方面又通过揭示出交换比例与利润率形成的同一机制而使“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换”成为多余，从而独立于另外两种价值理论之外，但由于该理论本身撇开了需求因素并以生产函数的技术比例不变为抽象的假定前提，将工资或利润率设定为外生变量，如此过度的抽象不具有可应用性，也不宜构成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基础。
上述3种价值理论，都是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因而都只是一种狭义的价值理论。有鉴于此，我带领的团队一直致力于通过对这些狭义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在吸收各种价值理论科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蔡继明，2010）。该理论借鉴比较优势原理的合理内核，将分工交换和价值决定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机会成本、比较利益、相对生产力、综合生产力、比较生产力等范畴，将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作为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均衡条件，论证了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揭示了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价值创造的机理，从而使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有机地融为一体。我们认为，基于这样一个广义价值论基础，或许可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的框架。
首先，广义价值论揭示了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党的十三大在承认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然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收入分配现象的一个总体描述，并未揭示这种多元分配方式的本质规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谷书堂、蔡继明（1988，1989）在1988~1989年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中，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该理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统一概括为按各种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党的十六大（2002）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2007）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从党的十八大（2012）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则反复强调要完善由要素市场评价要素贡献、按要素贡献决定要素报酬的分配机制。由于广义价值论揭示了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的基本原理，从而阐明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这就为我国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制度和机制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其次，广义价值论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自党的十三大（1987）以来，非公经济由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依次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2007）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建立在广义价值论基础上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剥削和私有制的关系，对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诚然，消灭剥削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但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私有制，因为判断是否存在剥削的标准是报酬与贡献是否一致：在要素所有者与要素使用者之间，如果一方的报酬低于贡献，一定是受到了另一方的剥削；反之，如果一方的报酬超过了贡献，那一定是剥削了另一方；如果双方的报酬与贡献都一致，那就既没有剥削也没有被剥削。所以，不能笼统地将利润、利息、地租等非劳动收入等同于剥削收入，将私营企业家等同于剥削者，除非他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即低于其边际产品收益。将非劳动收入与剥削收入区分开来，将剥削与私有制区分开来，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与保护私有财产就会顺理成章，消灭剥削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能并行不悖，从而彻底摆脱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束缚，使保护私有财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再次，广义价值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广义价值论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分工交换一般规律的理论。即使在两部门广义价值模型中，两个（类）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或部门各自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方向的选择、同类生产者或部门单位平均成本的形成、均等的比较利益率和均衡交换比例的确定，无疑也都必须通过彼此讨价还价的市场竞争才能实现。一旦我们将两部门模型扩展到n部门模型，由直接的物物交换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无论是具有多种产品生产能力的单个生产者其比较优势产品的确定，还是各部门均等的比较利益率，抑或是作为不同部门具体劳动折算尺度的社会平均比较生产力，都不可能直接估算出，即使我们可以建立相关的理论模型，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经济变量也只能通过市场竞争、讨价还价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领域的自由流动才能实现。在引入不同分工体系以及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资源的配置以及比较利益的分配就更加依赖市场机制才能实现了。这样，我们就从广义价值论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因做了理论说明。
然后，广义价值论揭示了内生经济增长的永续价值源泉和实现途径。我们运用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构建了基于比较优势分工交换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以分工交换产生的净收益即比较利益作为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只要比较利益按照均等的比率进行分配，这一收益来源就是可持续的，且不依赖于技术的递增或递减变化，这就使经济增长真正形成了内生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学习型内生增长模型和纳入数据要素的增长模型，论证了技术、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同样能够产生差别的相对生产力，因而也是比较利益和经济增长的源泉。
最后，广义价值论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根据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自由平等竞争中形成的均衡交换比例可以确保各国比较利益率均等，而根据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比较生产力较高的国家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会高于比较生产力较低的国家，前者用1小时的劳动产品换取后者多个小时的劳动产品，只要比较利益率均等，就是等价交换和平等交换，不存谁剥削谁的问题。这样，广义价值论就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一个融平等与效率为一体的公平贸易理论。
原文刊发：
高培勇、樊丽明、洪银兴、韩保江、吕炜、白重恩、洪永淼、蔡继明、寇宗来、黄群慧、刘元春、刘尚希、杨灿明、龚六堂、刘守英、陈斌开、郭凯明、金碚、李曦辉、刘秉镰、陆铭、洪俊杰、刘锡良、陈诗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1~56页。
蔡继明：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