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具有极强现实指向性的学科，政治学尤其需要避免米尔斯所说的“抽象经验主义”，在高度专业化的琐碎研究中远离政治现实。任剑涛认为，回到思想史的脉络中，我们能够寻找到自己的研究与真正关键的“大问题”的联系，以一种更为立体的眼光看待现实问题，同时涵养我们的学术品位和“现实感”。
技术的变迁改变了人们的许多底层观念
新京报：你的研究兴趣发生过多次的转移，近些年的研究视野也非常广博，涉及比较政治学、思想史、乃至新技术与政治（人工智能）的关系等等。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研究兴趣变化的过程？最近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任剑涛：概括地来说，我研究兴趣的变化和我所处职业的定位是密切联系的。我研究生在中山大学读的中国哲学史，1989年毕业后留在中大的德育教研室，这段时期基本上就是研究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结合了一下我的博士专业，具体主要是做伦理思想史。后来我调到政治系任教，从1993年开始在中山大学讲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思想史。2009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因为已有老师教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改教西方政治思想史。2016年我又调到清华大学，这门课又有人教了，我又改回教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以客观地来说，职业的多次调动，让我经常围绕当下任课的方向去组织我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其实还挺符合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附录里写的那种研究方法，做资料库，不断根据当下的情况来排序各种研究问题。
除了职业变动的因素，我关心的主题也随着不同时期我面临的一些困惑而变化。中国从传统到现在的变化十分剧烈，按照传统分类的“经史子集”，已经不足以应对“现代”的知识挑战。我们这一代中国学人接受教育的时期，从本科到研究生，几乎就是希望围绕这个核心，从方方面面求解中国如何顺利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毫无疑问，这是任何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所以我在中山大学兼做行政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惑，即当时的社会学系不开“社会理论”，心里狐疑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社会理论不是“社会学理论”，当时大学社会学系基本上只开后者。我们往往把一种对社会的综合、宏观的把握，降格为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当时中山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和我们政治学专业在一个学院，我还主动请缨，说如果大家不教“社会理论”，我可以来讲。
近些年来我特别关注技术革命的问题，它和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如果说之前的技术革命是对20世纪一般技术革命的延续，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技术大革命，几乎在一个人类毫无思想准备的状态下来临。假如纳米机器人如预期一样，能深度地影响到人体的机能，当它们遍布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到底是人还是机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革命，也必将是观念的革命。过去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机械力学的世界观认为，机器外在于我们，人有独立性、主体性和优越感，现在一切都将变得不同。此外，基因技术的突破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死的界限。千百年来，对于中国人来说，生死伦理和“神人伦理”是相当重要的两条基本的伦理共识。我们为什么曾经信仰神，因为它们可以规定我们，神是永生而我们会死，但如今人是否在向“神”迈进？“向死而生”是一个潜藏于我们脑中的基础观念，如今都面临挑战。
技术的变化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变化，进而也会带来政治控制、治理的变化。这种种问题激发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认为在今天做一个政治学学者，不应该满足于一些传统的议题，诸如国家怎么产生、怎么发展，如何运转，治理如何有效……而是应当始终面对变迁的世界，不断扩充视野，同时以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审视这种变迁背后的历史线索。
重视思想史研究，能培养政治学的学术审美
新京报：你非常重视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这其实也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特别谈到的一点。我们会发现，近几年关注技术-政治关系的政治学者不在少数，比如福山、桑德尔等，而且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经常使用到思想史的视角。在政治学研究中，你如何看“历史视野”的价值？
任剑涛：中国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X学就是X学史”，比如哲学就是哲学史，政治就是政治学史。这个说法当然有待商榷，毕竟对一个学科的研究来讲，思想史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不管是哲学和政治学，纯粹的理论建构也非常重要。研究思想史主要是能让我们去看到学科面对的一些基本的大问题，以及每一代学者如何去想办法回答它。比如政治学总是要思考“国家是什么”，哲学总是要思考存在、意识等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定义了一个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思想史都是一个绕不开的研究资源。所以看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其实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学术审美，打开视野，是一个“取法乎上得乎中”的事情。阅读过某一个学科历史上主要学者们的重要著作，有助于建立起更好的学术趣味。
这里还是想提一提米尔斯。米尔斯其实也很强调我们在做具体研究前要对包括过去的研究、思想史在内的著作的“泛观博览”，然后从复杂的思想谱系中甄别出对你最有启发的思想家。比如我个人认为他特别重视的是一种“精英主义传统”，所以他特别提了莫斯卡、米歇尔斯、帕累托等。不过在这里，米尔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中层理论，思想史基本上还是一个工具，是为了服务于他某个特定研究主题的需要。顺便一提，米尔斯对这个社会学研究的构想非常严谨，这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附录体现得很充分。这其实构成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因为他曾经非常直白地说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显然在强调“研究纪律”时似乎并非如此。
就政治学来说，我觉得各种路径的思想史研究都有其价值。施特劳斯学派、剑桥学派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在做一种“知识还原”的研究。前者是从“文本”去理解“隐微写作”背后的深意，但可能存在一些“以己度人”的问题。后者强调历史“语境”的还原，可以看作是对前者的纠正，然而可能弱化了思想家本身的主体性，似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只不过是受历史大势的牵引而已。在一定程度上，还原“语境”的尝试，可能也无法帮助我们把握更宏观的政治问题。所以剑桥学派最辉煌的成果比如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波考克写的《马基雅维利时刻》这些作品，基本都聚焦在现代早期的一个短程时间，比如14-16世纪。在这点上，施特劳斯学派反而可能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对古典-现代关系做一个宏大的诠释。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奇怪，似乎本应由剑桥学派来呈现历史变化的节奏感与历史结构的变迁，而施特劳斯学派更多地去做一种“训诂”式的研究，但结果似乎恰恰相反。
关键的问题是，做这类有历史纵深感的政治研究，需要选择和个人兴奋点相契合的路径。同时最好能有当下的关怀，用我们正在面临的时代问题来确定我们审视历史的独特视角。
不必教条式地理解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批评
新京报：关于理论的研究，你提到过多次需要有“宏大视野”，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取向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指向的是社会学的帕森斯。就政治学研究来看，你又会怎么看他的这个批评？
任剑涛：我认为米尔斯主要指向的是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存在的脱离社会而建立封闭知识共同体带来的种种弊端。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批评，也经常被后代学者和学生们提起。这种对宏大理论的拒斥，其实我并不是非常认同。客观地来说，米尔斯本人也有些忽视宏大理论的意义，他的几部作品，也比较遗憾地没有太多理论独创上的意义。如果是为了抨击一种时代的特定局限（学科的封闭化），而对宏大理论本身做太多的批评，就走得有点过头了。从我做的政治学研究出发，宏大理论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相当重要的路径，也是当下人们思考问题、做研究时缺乏的。我们不必教条式地理解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批评，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里矛头特别指向的是帕森斯，帕森斯的理论是非常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而我们都知道，这个理论重视“结构”鲜明，关注“功能”有限，具有保守主义色彩，无力解释和预测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米尔斯炮轰的问题是很具体的。其实米尔斯在做社会学研究时，就明显受到宏大理论的影响，他自己就明确表示他所受的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倘若没有宏大理论的支撑，哪怕是他提倡的、可称为“中层理论”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到了晚年，米尔斯也在试着逐步提炼自己的“宏大理论”，他去世前编就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和他前期研究的问题取向有了很大的改变。此外，他一直致力于美国社会学理论的纠偏，其瞄准的对象丹尼尔·贝尔也有着很强的经验性，但也尝试建构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化问题。这是米尔斯与批评对象共享着宏大理论建构方法的表现。
总之，宏大理论和经验研究不可偏废。中国现在的政治学研究，乃至人文社科研究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够好，可谓是“双输”的局面。尽管中国现在总在提要多做实证研究，但其实我经常说我们目前严格的实证研究不多，真正的“规范研究”甚少，重复劳动较多，理论创发罕见。这正是宏大理论与经验研究需要双突破的局面。
我个人认为，这和费孝通先生开创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是有关系的。中国社会学史家指出，《乡土中国》的问题类型接近学术散文，是从社会调查里得出的一些感悟，很好读，很启发人，但在理论上缺乏深入系统的阐释。在这点上，费老的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的贡献反而更大。但他们的作品不那么好读，流行范围有限，没有费老发挥的社会学普及作用大。我很尊敬费老，在研究中也得益于他著作的启发。这从我购置《费孝通全集》，以及声称自己的写作方法是受费老的“整篇零写”塑造，都可以印证。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从乡土中国到乡镇中国，再到城市化中国的研究，尽管有一个递进线索，像彼此间是相对孤立的，没有一以贯之的宏大社会理论建构将之串联起来。这是一个遗憾。这是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必须要补的一课。
来源：新京报3-18
任剑涛：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政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