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军备竞赛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两个挑战看上去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但是这二者之间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军备控制都需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哲学，在研究层面，这两个学科也存在直接的关联。本文以三个问题为例，介绍应对气候变化与军备控制这两个全球治理关键领域之间的关联研究。

美国的党派政治对其军控与气候政策的影响。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军控政策受党派政治的影响而呈现出摇摆的特征，大体上民主党更借重军控，而共和党更怀疑军控。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也呈现几乎一模一样的特征。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积极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并率先签署了该条约，克林顿政府还积极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而小布什政府则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持怀疑态度，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也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奥巴马政府积极参与谈判并达成了关于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核协议）和旨在遏制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特朗普政府则退出了这两个条约。目前，拜登政府已经重返《巴黎协定》，并试图重返伊核协议。在美国国会中，两党议员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将气候与军控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察美国党派政治的影响，有助于系统地理解和预测美国在气候和军控两个领域政策的关联性。

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和战略稳定性的潜在关联。应对气候变化将推动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的大规模部署，很多国家政府也已制定相关规划。部署CCS技术除将起到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之外，其形成的大规模碳封存地址也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战略安全含义和价值。这是因为，位于各国的碳封存地址储存了巨量的二氧化碳，一旦其中某一大国的军事战略目标遭受核攻击（包括核报复），则该国和其它国家的碳封存地址可能面临严重扰动的风险。以一极端情况为例，如果美国或者俄罗斯将其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或是其它重要战略目标部署于大规模碳封存地址附近，则其中一国对这些战略目标发动攻击极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封存碳排放释放，其后果是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因此，CCS技术与战略稳定性的潜在关联将对核武器使用产生新的威慑和遏制作用，也将改变战略相关各方对作战准备、作战瞄准、作战后果的估算，从而改变决策者对战争利益的评估。而在大规模部署CCS技术的选址过程中充分考虑其战略安全价值，设计应对气候变化与促进国际军控联合行动的优化方案，能够在不影响威慑效果的前提下，降低那些实施防御性核战略的国家（如我国）对于报复性核武器的需求，使得为应对气候变化大规模部署的CCS技术对全球战略安全稳定也能起到积极作用。

碳排放核查与军备控制核查。全球气候治理要求各国报告的重要排放设施或减排项目数据真实可信，而各国之间建立这种信任关系通常需要针对这些重要排放设施或减排项目开展详细的核查。在未来国际减排合作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如何合理有效地开展核查工作将成为一项关键挑战。这是因为，很多重要排放设施或减排项目本身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或商业价值，项目或设施所有方将很难接受来自国际社会或外部机构的不加限制的开放式核查。这一气候治理领域的新挑战实质上是战略安全领域的老问题。在国际军控条约履约过程中，同样需要以国际核查的形式保证缔约国的遵约情况，而作为核查对象的军事设施通常是关乎国家安全、高度机密的。因而核查过程中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在保证核查结果不失真的条件下，尽量屏蔽掉不影响核查结果的敏感信息。近年来，普林斯顿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倡导设计巧妙的密码学机制，保证核查结果真实的同时保障信息安全。清华大学的姚期智、张希良团队也正在开展面向国际碳交易的、保证碳排放数据核查安全可信的密码学系统设计研究。因此，碳排放核查有着与军备控制核查非常相似的背景和需求，参与气候治理的决策者和专家们能够从已有的军控研究成果中获得有益借鉴。

上述三个研究案例显示了军控问题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在政治、战略与技术层面的相似性与关联性。推动这两个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新收获，也能在政策研究上取得新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3期

张达：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李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