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冠疫情持续，全球复苏乏力，大国竞争激烈，地区冲突再现。

这一年，国际形势发生哪些新变化？疫情对国际秩序造成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因应变局？

年终，新华社记者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解读这一“不安的和平”时代。

美国“俱乐部式同盟”以量替质难以实现遏制中国目的

问：相比2020年，2021年国际形势一大变化是美国新政府上台。拜登政府试图重塑同盟体系，但与盟友关系出现明显的远近亲疏分化。如何看待美国的同盟体系？

阎学通：当下国际秩序的性质是“不安的和平”而非“新冷战”。大国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拜登政府组建“俱乐部式同盟”主要为了维护美国国际地位，而非进行战争。这种以竞争为目的的同盟其凝聚力不如以进行战争为目的同盟可靠，因此这类同盟的可靠性低于北约。

美国同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三国安全伙伴关系，抢走法国潜艇大单，引发法方抗议，表明美国新建的同盟是非冷战式的。美英澳三国安全伙伴关系夹杂了商业利益考量。这增加了与盟友的利益冲突，盟友对美国军事保护决心的猜疑也会增加。

目前，美国及其盟友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手段而非战略目标。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其失去世界主导地位，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不过是维持同盟的手段而非向全球拓展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将战略力量向东亚地区集中，在东亚地区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开展战略合作，这使远离东亚地区的盟国产生“二等盟友”的感觉，因此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以“网格同盟体系”概括拜登政府的同盟战略，这个概念明显与冷战时期“铁幕”同盟有不同。

“铁幕”是指隔绝所有往来，而“网格”只能阻隔部分重大战略合作。冷战时，美苏之间以及与对方盟友之间互不交往，如今中美保持了许多非战略性往来甚至合作，包括贸易、投资、文化、教育、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盟友一方面参加美国遏制我国的问题性俱乐部，一方面与我国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其合作内容比美国与我国合作还多。

由于“俱乐部式同盟”效率不高，美国将不断建立此类同盟，以量替质。拜登政府外交团队深受自由制度主义思想影响，而自由制度主义者迷信国际机制，当一个机制不起作用，就建立新机制；当几个机制都不起作用，就想利用多个机制的联系发挥作用。虽然这种小多边俱乐部战略给我国崛起增加了新的压力，但这种战略的效率较低，难以实现遏制目的。

现在的美国已无力扩张战略力量向亚太集中

问：拜登上任时宣布“美国回来了”，但美国真回得来吗？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国？

阎学通：美国是相对衰落而非绝对衰落。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美两国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综合实力差距的趋势没有改变，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依然如此。美国的综合实力只是与我国差距缩小，即相对于我国而言是衰落，相对于其他大国仍是拉大差距。

从政治角度讲，美国目前没有发生内战或国家解体的危险。美国当下的政治大分裂体现为不同派别力量对美国政府以往和现行政策的口诛笔伐，各种反思相互对立，形成不了一个主流认知。拜登政府无力扭转这种分裂，因而难以推动国内改革，无力恢复美国的发展活力。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受到的批评也是多于获得的支持，致使盟友们怀疑拜登政府对外政策能否长期持续，故而采取选择性支持。由于美国内部政治大分裂使美国失去活力，美国目前无力对外扩张。

有人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像当年苏联的扩张，且始于奥巴马时期。我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拜登采取的是收缩战略，而这种战略收缩始于奥巴马。

小布什采取的是全球扩张战略，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强化美国对全球边缘地带的控制权。而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是从中东收缩，把战略力量向东亚集中，以保住美国在世界中心区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是这一战略收缩的继续，从伊拉克撤军，为结束阿富汗战争制定时间表。拜登则是加快收缩速度，匆忙结束阿富汗战争，放弃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控制。

国内外都有人认为中美竞争是“新冷战”。而我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特性不是由激烈程度决定的，而是由内容和战略目的决定的。冷战建立在三个必要条件之上：核武器、以代理人战争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策略、以消灭对方政治制度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战略。在拜登政府任内，后两个条件难以具备。

新冠疫情助长“逆全球化”中国要加大开放力度

问：怎样看待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变化？

阎学通：疫情使“逆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主要大国采取了更多的“去全球化”政策，包括控制人员跨国流动、出台贸易保护政策、采取技术脱钩战略、限制国际交流和大型国际活动。“逆全球化”产生的影响在疫情之后可能会持续多年。

疫情使人们看清全球化是把“双刃剑”。疫情同时增强了大众“反全球化”和政府“去全球化”两种力量。

疫情提升了民粹主义的全球影响力。当下的民粹主义强调建立一个强政府，管好本国事务，少介入国际事务，因此反对自由贸易，提倡保护主义；反对参与全球治理，提倡孤立主义；反对国际主义，提倡极端民族主义；反对移民和人员自由流动，提倡严格管控边界。抗疫只能依靠本国政府的现实，也给民粹主义提供了案例支撑，推动民粹主义从欧美向更多地区扩散。面对“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上升的现实，我国更应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国际合作步伐。

观察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到这些成功都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直接关联。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向数字技术创新优势聚焦。因此，我们的国内改革有必要及时纠正不利于科技创新的规章制度，鼓励学术创新的百花齐放。综合国力的提高建立在各个领域实力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所有领域都应该提倡创新，使“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观念成为提高创新能力的普遍认知。

与此同时，我国还需要为扩大国际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对外开放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一带一路”对“走出去”有较大推动作用，但我国还需要设计一个加大“引进来”的人才战略，切实解决大规模引进世界高级人才面临的难题。能否利用全球人才的创新能力是赢得科技创新竞争的关键。如果我们的人才战略局限于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华人，而忽略世界其他几十亿人中的创新人才，把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到国际最先进水平是困难的。

来源：新华社

阎学通：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