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采用相对“简单粗暴”的方式：给穷人发钱、向富人征税。但最近30多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甚至重回历史高位。

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同样有着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的要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如果简单地把“共同富裕”理解为收入拉平，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还有很大危害。中国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全面考虑人的健康、受教育和发展机遇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平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全球特别是欧美国家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您认为，过去几十年全球贫富差距情况如何？

李稻葵：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过去30多年间，全球不平等的情况加剧了。主要有三方面解释：

一是里根、撒切尔政府等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放弃了很多传统政府的作用，比如：削弱工会，直接伤害了劳工阶层的利益。

二是过去三四十年，站在西方角度看，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工作岗位也被“带跑了”，因此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劳工工资下降。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

三是随着技术进步，高技能人群受益更大，收入增长迅速，而低技能人群的收入上不去。同时，高技能人群“扎堆”，出现叠加效应，例如硅谷和华尔街在一起，收入提升更快，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这一说法的局限性，就是没有考虑中国这个变量。如果只论西方国家，近年来其收入分配情况的确是恶化的。如果把中国计算在内的话，过去三十多年间，全球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其实反而下降了。因为占全球约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曾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现已实现全面小康了。

中新社记者：贫富差距拉大会引起哪些问题？

李稻葵：贫富差距或者收入差距本身其实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环境，就像温度一样。真正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是人对这种环境的主观感知。觉得“别人过得比我好”，会产生一种不公平感。有这种感受的人可能发帖抱怨或躺平不干，更严重时甚至会有抢劫等犯罪或极端行为。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些动荡就来源于此。

但同样收入差距都很大时，相当于在同样冷的天气下，有的社会“感冒发烧”，而有的就不会，这就取决于一些制度安排，能否改善人们的主观感受。

所以，收入或者说财富是否平等，除了外在的表象，每个人内心的感受同样重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人的认知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预期。

在实践中，如果将共同富裕狭义理解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论”，在认识上的误导性极大。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核心在哪？

李稻葵：人与人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不平等的，有身高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相貌的不平等、体育天赋、文艺天赋的不平等，以及各种能力的不平等等，但这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社会矛盾，因为人人知道这是客观形成的。

通俗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核心类似设计一种游戏规则，让每个人即便有那么多的差异，都有公平参与游戏的机会，“大家都开开心心，愿意来玩”。而不是让部分人感觉游戏太难了，不愿意参与，甚至走向对立面，破坏游戏规则；也不是惩罚高级玩家，逼他们退出。

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首先是机会平等。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的全面发展机会。其次是托底和保障。对于那些天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要给予相应的支持或者补偿。让所有人只要付出努力依然能有属于自己的收获。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

李稻葵：两个原因：其一，如果搞“唯收入论”，如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直接给穷人发钱，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暴发后，美国等不少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但很多问题是超越收入分配的，比如精神层面的空虚、孤独等等。

例如：美国很多流浪汉，完全可以凭劳动养活自己，但因为各种原因依然露宿街头。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精神层面。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所以要避免“一切用钱搞定”，只给钱，不管其他。

其二，如果搞“唯收入论”，就会简单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国外进行对比。这个错误就类似比较北京和洛杉矶冬天的温度，来衡量两个社会是否健康或者先进。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同样温度下，有的社会可能生病但有的则不会。

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偏高，但主要是城乡差距。收入水平最低的人，大量在农村生活，并没有进城，而农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所以，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并不那么强烈。

中新社记者：中国为何在此时强调推进共同富裕？

李稻葵：从国际经验来看，当某一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有条件、有基础来解决一些兜底问题。此时，人们也会更加重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需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不能仅把眼睛盯在经济发展上，而是要解决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满足感。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国推进共同富裕该怎么做？

李稻葵：当下最重要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狠抓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其次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第三才是缩小收入差距。这不仅是要关注劳动收入的差距，更需关注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差距。

中新社记者：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的做法对富人多征税？比如：推行高额的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税？

李稻葵：这在短期，甚至未来10-20年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中国社会跟日本、美国等有很大差别，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很多时候是为了给父母、配偶、孩子留下生活保障而奋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开征遗产税等，那很多人就不高兴了，可能选择提前转移财产，甚至“不玩了”，这就激化社会矛盾、违背共同富裕的初衷了。

只有当政府已把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搞好，人们没了后顾之忧，征收这一系列财产税的条件才更成熟。

中新社记者：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有何世界意义？

李稻葵：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更重大。小康社会的借鉴意义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而共同富裕，对西方发达国家，更有借鉴意义。

共同富裕的课题，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比如此前谈到的有些国家陷入“唯收入论”。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将造福全球。

受访者简介：

李稻葵，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会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同时担任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留美学会会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任首席经济学家。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研究相关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来源：中新社11-24

李稻葵：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