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项社会权利，是一种公共品，是一个公共领域，这已经是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比较的角度言之，在各项社会权利之中，在所有的公共品系列之中，在所有的公共领域中，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超级权利、一种超级公共品、一个超级公共领域，并因而是一个超级宽泛的、人人得以闻之且言之的公共话题。更确切地讲，在现代社会，教育具有穿透性、渗透性和通透性的三大特点。教育的穿透性，是指教育从纵向来看实际上穿透了整个社会，穿透了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代际，从耄耋老者到学语儿童，无不始于教育而终于教育；教育的渗透性，是指教育从横向来看渗透进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种族群，从精英到大众，从学者到文盲，无不见容于教育或受限于教育，受益于教育或受损于教育；教育的通透性，则是指教育从主观认知来看是为社会性的体验和体认，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教育，都是教育问题的利益攸关者，因而所有人都有资格对教育问题发言和表达意见。更不用说从大学教师的角度、从专业和职业的角度更深入地讨论教育问题，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妥当的。而今天的会议，在这里讨论全球教育治理问题，尤其强调以跨学科的理路处理跨学科意义上的教育问题，组织者的用意和安排有深意在焉；各位学者的到场和发言也同样体现了个中深意。
顾明远先生不仅是最为资深的教育学者，而且是国际全球教育的参与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最早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的中国教育界代表之一，更是属于最初的“闯入者”，而后又成为全球教育研究的倡导者和扩散者；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的唐虔先生，不仅长期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而且成长为全球教育治理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的经历以及据此写下的《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一书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们两位的工作以及后来者的传承，应该可以为中国更主动、更积极和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良好基础。两位前辈的努力，可以使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实践转化为可传授的知识，真正能够为后来者所习得。其他几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讨论了全球教育治理问题，向我们展现了有相当深度的专业思考，贡献了极具启发意义的学术洞见。
我想“全球教育治理”可以看作是全球、教育和治理的三个关键词的错位叠加，至少可以形成有六种构词形式；但在金字塔式的形态中，却可以看作是教育、全球教育和全球教育治理的延展和扩大；这实际上正好可以用来排序上述学者的发言。
首先，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教育，这也本次会议是最为核心的主题构成。在张静教授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认识。过去我们强调教育有塑造社会的作用，更多的是强调教育对受教育者的知识塑造和精神塑造，强调教育在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功能作用。但是按照张静教授的说法，尽管她讨论的主题是社会预期问题，但实际上指证着现代教育具有非常深刻的构造社会的作用，教育的核心效应、延展效应和溢出效应远远走出了教育领域，我们的社会分层及其相关认知和评价都是在教育进程中形成的，进而又构造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包括物质层面的形态和实体样式的基本特性。因此，教育对社会变迁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中国的历史变迁进程实际上就是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国走向现代化就是始于教育的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同样始于教育的改革开放。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谈论清末民初的学校学制学程学科改革，还在追忆1978年的恢复高考及其盛大且深刻的社会反响，还在探讨走向世界和争取世界一流的路径和方略。这也就是教育较之其他公共品、公共领域和公共话题有着更加深刻和更加广泛的意义的道理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而我们不能不以升维的方式展开教育问题的探讨和分析。
其次，处于中间层的是全球教育。全球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跨国交流和全球联通的基础和条件，不仅仅是功能性、功利性的设置，其间还内含着一种全球教育结构的不平等，以及从不平等走向平等或者说突破不平等的可能性。这是王正毅教授在讨论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时所给出的意见。按照他的说法，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中国教育相对于核心区是属于边缘地带的，但相对于更边远的边缘地带，中国教育又正在走向核心区。尽管他没有确切地说明核心与边缘之间是一个巨大的空间还是仅仅的一线之隔，中国教育究竟是越过了初始界限还是徘徊在二者之间。但他描述了中国教育的复杂处境和两难局面。一方面，中国教育拥抱全球教育、融入全球教育且从中受益无穷，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建立在教育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也必将是开放的；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教育也处在如何保持本元本性本色的焦虑之中，处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多重撕裂之中，处在如何将自身教育发展的特色经验概括为共同价值指向的疑惑之中。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提升，这种焦虑、撕裂和疑惑不减反升，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近40年来乃至百年来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其实对此已经给出了有益的提示：中国作为全球教育的后来者，不仅受益于全球教育的发展，而且以自身极其迅猛的发展贡献于全球教育。全球教育与中国教育不再是区隔的，更不是对立的，二者的融汇和交集才是主干和主流，多样性生于趋同性，趋同性孕于多样性。因此，我们更要公正地评价中国教育介入全球教育的经验和成就，以及全球教育施惠于中国教育的过去与未来。
最后则是全球教育治理问题。这实际上又是全球治理的一体两面问题。也就是说，从教育、全球教育再到全球教育治理，从治理到全球治理再到全球教育治理，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认知，这两个脉络实际上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秦亚青教授的发言告诫我们，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势不可挡，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全球治理制度赤字造成了全球治理赤字，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层出不穷，在各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又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危机，这反过来又在全球层面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威胁。在这种场景下，全球教育治理却颇有“一技独秀”的感觉，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已有的治理经验共同驱动着全球教育治理的进步，尽管相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和压力仍属乏力乏术。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不能不期待有能够解决全球问题和跨国威胁的全球治理，而这种全球治理必然要建立在全球教育治理的基础之上。从目前来看，我们正在不断学习和反思，我们至少已经积累了更多的器物层面的思考和实务操作的经验，但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或缺口，即秦亚青教授提到的在全球教育中如何深刻认知和塑造全球教育理念，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人(自然与人)共同体、全球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演化成可传授、可扩散、可内化的教育理念及其进程。这也就是谢维和教授在会议致辞中提到的，教育关乎着世界和平、国际大同、全球和谐。
这当然意味着，我们要基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百年来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和4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来认知全球教育需求，并且推出中国教育理念在全球层面上的认知。中国有丰富的教育经验，但要采用更加宽泛的、超越教育领域的思路，思考教育层面、教育领域内、教育机构当中具体的方法、通行的理念，在国际领域或者社会领域的视野中认识教育的层次上提出那些理念。易言之，教育不再是一个如何对待年幼者年轻者的问题，不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跨越洲际的社会和族群之间的重大命题。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年04期
张小劲：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政治学系主任，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