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晚，清华大学文科沙龙“国家·民生”主题讨论会在清华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举办。本期文科沙龙邀请公共管理、政治科学、数字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教师，共同讨论不同时期师生与校友为“国家·民生”作出的贡献，分享他们对于农村治理、数字治理与平台治理的理解。

孟天广老师将“国家-民生”关系解读为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基于北京市从“吹哨报到”到“接诉即办”的改革案例，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信息技术如何把国家和民生相连。谈及基层治理，孟老师结合“国家进场”与数字技术的作用，解答农村自治困境的破局之法。关于数字治理的未来，孟老师指出良性的数字治理应当实现国家/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在“赋能政府”的基础上，更多地“赋权社会”，激发社会治理活力。

理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从“吹哨报到”到“接诉即办”

如何理解大数据时代下的国家与民生关系？孟老师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家与民生的关系，其实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议题。中国自古有强国家能力的传统，如较强的国家汲取能力、动员能力。但步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逐渐发育，尤其是在数字时代到来后，社会的活力、自治能力，以及与政府的协同能力都在明显提升。十八大以来，民生日益成为政府治理的重点问题；但政府往往面临信息稀缺、信息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那么，信息技术如何把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呢？孟老师以近3年在跟踪的北京从“吹哨报到”到“接诉即办”的改革升级为例进行阐释。所谓“吹哨报到”旨在通过“市民吹哨、委办局报到”的制度优化去解决基层治理的碎片化问题。然而，在缺乏信息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即使给基层授权、配给了相应资源，政府也依然无法感知市民诉求、预测公共需求，进而精准提供民生服务。

而“接诉即办”，正是增加政民双向互动，帮助民众把诉求反馈给政府的新机制。孟老师指出，过去的数字政府倾向于用传感器、摄像头捕捉客观信息，感知的信息更多来自物体；但城市治理更重要的是“人”本身，政务热线或其他诉求表达机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的偏好、人的诉求。政府以数字技术为载体，获得海量社会数据有助于更及时、更进准地感知城市运行，从而打通民众诉求与政府决策的通道。

从“吹哨报到”到“接诉即办”的案例启示我们，基于数字技术，国家和社会可以协同去破解民生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数字治理更多“向政府赋能”；但孟老师认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机制应当是“向社会赋权”。现在很多城市，仍然主要把数字治理认为提升政府能力，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数字赋权的重要性，加快数字赋权社会的进程以提升社会协同能力。在未来，数字治理要更多地实现两条腿走路，既要向政府赋能，也要让社会有自我发育的活力。

撬动基层自治：国家进场与数字技术的作用

谈及农村治理的困境问题，孟老师表示，“国家进场”是一个可能思路。尽管自从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就出台了村委会组织法倡导村庄自治，然而没有有效解决农村集体行动与公共品供给难题。农业税改革后，村庄自治缺乏财政资源，也留不住村庄精英。自从精准扶贫提出后，国家在农村场域逐渐“入场”，让国家整合社会力量。第一书记来整合村党支部、村委会到合作社，超脱村庄利益又与上级政府联系密切的“国家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入场还提升了村民参与活跃度。

孟老师以城市社区治理作比，指出社区治理存在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4种力量。十八大后，社区党建引领社区力量的效果更加明显，所以国家早就在场，城市能够较好地实现有机团结，各司其职，做到了协同共治。

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而言作用如何？孟老师指出，数字技术一个重要的影响在于解决政治参与的“实质平等”问题。数字技术能让弱势群体更容易发声，孟老师基于2008-2018年全国地级市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普及首先带来农民和城市非正式职业群体向政府表达诉求的能力增强，解决了政治参与的“数字鸿沟”问题。在决策过程中，数字技术促进弱势群体民生问题反馈进入决策过程，并使其诉求在决策结果上得到体现。这将更有利于实现我国强调的人民中心、人本主义的治国理政理念的践行。

赋权社会：数字治理的未来方向

数字技术未来将走向何方？孟老师认为，技术主要是解决效率问题和信息机制问题。社会科学往往面临复杂问题，计算维度特别高，与流水线式工业流程全然不同，必须考虑技术、社会、国家间如何互动。技术应用的方向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数字治理采取“国家的视角”还是“市民的视角”，其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当前而言，数字政府的设计有些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出于对民生需求的理解，自上而下地为民众定制数字应用，而不是让老百姓自下而上设计，未来数字治理要更多地体现“市民的视角”。

接着，孟老师谈及其团队发布的《2020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其中一个指标度量的是地方政府开发众多app是否真正有广泛的用户群体。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大量城市设计的数字政务app处于粘性不足、用户不足状态。但是在地方模仿和竞争压力下，众多地方政府竞相开发本地化政务app，导致重复性建设、成本高、效率低。

除此之外，孟老师的一个有趣观察是：虽然“国家进场”能够撬动基层自治，但是国家进场会挤出社会自治机制也是不争的事实。民众过度依赖国家会导致国家内部出现紧张，基层政府压力太大。为了破解社会治理主要依靠政府的限度，许多基层政府主动培育、孵化新的社会组织，譬如老街坊议事会、小巷管家，鼓励社会力量支撑社会治理。

上述迹象启示我们，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使数字政府基于民众诉求“自下而上设计”，将既能使政府往前走一步，也可以帮助社会激发活力。孟老师主张，技术逻辑一定要与治理逻辑一致才能运行起来，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能让市民参与，如何实现政府社会协同共治，让人民群众收获数字治理的获得感。

“中国社会给了技术最大的信心，也给了政府使用技术最大的耐心。所以我们在很多数字技术的应用上，应当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令人民的视角与政府的视角能够互补。”孟老师如是说道。

孟天广：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政治学系副教授

来源：公众号“清华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