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傅莹接受克罗地亚《晚报》采访:面对突发的未知冠状病毒,人类同舟共济

采访于2020年03月14日克罗地亚时间6:00AM刊登在克罗地亚《晚报》(Vecernji List)。该报创刊于1959年,日发行量达20.5万份,是当地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

傅莹系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记者为迪诺·布鲁迈克(Dino Brumec)。

1、两个月前,中美签署了一项可能有助于两国和解的贸易协议。2018年,您在彭博网站上写道,中美两国都受益于全球化。您对之前看起来更加紧张的中美关系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吗?

答:中美关系呈螺旋式下滑,根本原因是特朗普政府聚焦大国竞争,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算是踩了一脚“刹车”,但未来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例如,美国一些部门试图推动中美“脱钩”;在中国近海采取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威胁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美无疑是可以决定未来国际政治风格的重要国家,所以,两国能否在现存国际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至关重要,恶性竞争不仅损害两国利益,也将破坏全球稳定。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前景是竞合,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在多领域开展合作。相信欧洲国家更愿意促使中美合作,而不愿意被迫选边站队。

2、华盛顿声称,中国为了工业和政治利益而利用技术来监视其他国家,您认为北京应该如何对待?

答:中美政治文化的根本区别是,我们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中国自己不希望被干涉,也不想这样对待其他国家。而美国则滥用网络技术对包括盟国在内的各国进行监听,正如斯诺登所披露的。最近,中国360网络安全公司调查报告显示,美情报机构11年来一直在对中国进行系统性网络监控和渗透。而美国指责中国利用华为监视别国却拿不出证据。2019年3月,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发布对华为产品的调查报告,对华为技术的优缺点做了说明,其中明确提到,不认为存在中国官方的介入。中国在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愿意与他国合作,让技术在阳光下运行。

3、美国认为没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它的挫败。您在2018年以及上次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时谈到,美国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因为不稳定的中国也不会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如果今天的中国有自由选举,您认为共产党会赢吗?

答:你这是一个假设式的提问,试图把社会制度简单化地做比较。美国在世界推广自己的政治制度,给一些国家带来悲剧性后果,对欧洲社会也带来了冲击。中国既没陷入政治动荡,也没出现经济混乱,而是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保持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成功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推进民主选举。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4、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一直受到批评,甚至是遭到西方媒体诟病。有人指责北京最初隐瞒疫情信息。您认为中国在未来几个月将如何提升自己的形象?

答:你是否注意到,那些批评中国的媒体已经把矛头指向了本国政府。COVID-19是一种新型病毒,而且出现地猝不及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立刻拿出一套正确的应对方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针对疫情,中国领导人做了全面部署,成立了李克强总理牵头的领导小组,孙春兰副总理也一直在武汉指导抗疫。对疫情前期暴露出的问题也在进行调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能做得更好。武汉原本医疗体系相当完备,但应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疫病也难免不支。现在通过建新医院、加床位、全国四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情况已经大幅度缓解。加之在全国普及的严格隔离措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住,曙光就在面前。

中国的处置是透明的,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通过视频会议与海外专家交流经验、派遣医疗专家小组赴伊朗,并向邻国提供检测和防疫物资。钟南山院士率领的团队也一直与美国疾控中心保持联系。

5、就新冠病毒疫情而言,您认为中国人民对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的最大需求是什么?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也希望在党的带领下成功战胜疫情,创造美好生活。在英勇抗疫的过程中,武汉的医务人员感染达到3000多人,更多的医生护士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其中许多是党员。没有人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救更多的人!面对疫情,中国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诉求是一致的,举国上下齐心。当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刻,同时,考虑到国内供应链、就业、教育等都受到冲击,是时候逐渐恢复正常秩序、复工复产了。

6、有时,与莫斯科和华盛顿发出的对抗性信息不同,中国似乎希望保持全球合作的秩序。当今中国外交政策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答: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外交的任务是服务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维护有利于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次疫情再次体现出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因此,未来中国外交也将更多关注全球治理,为推动全球化、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力量。

7、您如何描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答: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国都视对方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2019年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时,中国领导人和普京总统宣布两国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合作深入推进。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不少一致看法,但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国。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普京总统多次表达对中国的坚定支持,俄方派专机运来援助物资。不过,也有中国公民在俄遇到困难,俄方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其公民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希望外国公民在俄的权益能得到保障。

8、由于维吾尔人受到的待遇问题,对中国的批评正在增加。就在本周末,有报道称中国强制雇用了多达8万名维吾尔族工人为给耐克等一些全球大牌供货的工厂工作。您如何描述维吾尔穆斯林在中国的现状?

答:自从2009年发生骇人听闻的“7·5”事件以来,一直到2016年,新疆都深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危害。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减贫和创造就业。设立教培中心就是去极端化总体举措的一部分,重点是培训职业技能和消除极端思想,帮助学员融入正常社会生活。世界上有20多国都有这样的项目。我们采取的措施是综合性的,有效地遏制了新疆的恐怖活动,让社会恢复了安定并促进了经济繁荣。中国的就业市场是开放和自由的,流动性很大。新疆也不是封闭的地区,许多其他地区的人来疆工作,也有很多新疆人到外地谋求机会。境外对新疆的许多说法都不是事实,我就看到过一些摆拍的假视频,这也说明,中国需要更加主动地向外界提供第一手信息。

9、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倡议在扩大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影响力方面非常成功。您认为未来克罗地亚在该倡议中是何种定位? 一家中国企业正在克罗地亚建造我们国家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佩列萨克大桥。您如何看待克罗地亚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答:“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中国愿以互惠互利的原则分享这方面的经验。但这不是搞慈善,中国也会评估投资风险和收益等问题。

克罗地亚是马可波罗的故乡,我曾去访问,被那里的美景所震撼。它位于“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与欧盟成员国“27+1”合作的重要成员。目前,中克双方积极推进贸易、投资、旅游、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佩列沙茨大桥是中国与克罗地亚之间最大的合作项目,也是中国在欧盟建的最大基础设施项目。大桥建成后会从陆路将克罗地亚南北两部分连接起来,为当地旅游业、运输业和其他工业活动带来极大的便利。中国重视克罗地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双方的合作共识包括:注重经济上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确保债务风险可控,坚持生态环境优先,遵循当地法律和国际规则等,这与欧盟的原则也是一致的。相信两国将继续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和市场化原则推进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0、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曾看到一个孤立主义的中国,也看到了一个全球化和强大的中国。您从毛泽东时代起就是一名外交官。无论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您个人角度,您如何比较当下与邓小平改革前的那个时期?

答: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便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锁。后来中苏发生分歧,中国面临美苏的双重威胁。但是中国并没有屈服,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努力构建国家的工农业发展基础。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径带来了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时期。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这是在前一个时期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取得的。

11、您在中国很出名,甚至有一种外交风格以您的名字命名,那就是“傅莹风格”。您也是许多女性外交官的榜样。您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障碍和最大的回报是什么?

答:谢谢你的赞美。中国外交界有许多优秀的前辈是我学习的榜样。作为女性,在外交这个旅行多甚至需要常年驻外的职业生涯中,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是最大的难题,这对于大部分女外交官来说都是挑战。幸运的是我有个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家庭,丈夫和女儿都尽量照顾我的职业需要,尽量多陪伴我。

从事外交职业让我有更多机会了解外部世界,从而更好地认识我的祖国以及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如果说回报,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年结交了许多朋友。我时常在国际场合重逢一些老朋友,一别经年,彼此都还记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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