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香港乱局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日益加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何在？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老师为我们深度分析香港的贫富分化问题及其政策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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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观点，居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呈正相关。西方经济学中有“滴流经济”一说，经常被欧美一些提倡整体经济增长的政客采用，其逻辑正是“香港经济好，香港人的生活必定得到改善”，认为只要整体经济发展好，经济资源增多，就好比河流的水源多了一样，自然会流入所有支流，使经济成长惠及社会每一阶层和每一个人。然而，“滴流经济”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事实上，在香港和不少欧美国家，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并非是整体生活质素的改善，只是令“一小撮”人变得更加富有，使得更多超级富豪涌现，而绝大部分人却由于分配不均、生活质量并未得以改善，甚至有愈发恶劣的趋势。

在一些学者的分析中，最近十年，香港已明显出现了“M型社会贫富悬殊”和“中产向下流”的社会转型特征。“M型社会”语出日本经济战略专家大前研一，是近年来描述贫富悬殊这一社会现象的新名词，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有详细描述。M的左边是指低收入下层人士，右边是指高收入上层人士，两者人数会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者则减少，大多数流入中低阶层。“下流社会”则源自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的著作《下流社会》一书。所谓“下流”，是指中产阶层因对现有经济生活状况的满足而丧失往上流动，即丧失“往上”的进取心，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往下分化，形成社会中占据多数的“下流阶层”。当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年轻世代（30-35岁）源源不断地选择加入“下流”社会，社会阶层出现“上流”与“下流”两极化现象，就会滋生和积累社会怨气，从而危及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报告《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此为港府人口统计方面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户数目双双增加，中等收入住户的比例却逐年萎缩，家庭收入差距显著走向两极分化。全港最低收入家庭的入息中位数是2560元，与全港最富有家庭相差四十四倍。香港基尼系数[按原本住户每月收入（original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计算]已由1981年的0.451增至2011年的0.537，再增加至2016年的0.539。虽然由于香港人口调查缺乏社会流动性方面的资料，不可直接得出贫者愈贫的结论，但香港的贫者愈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香港政府最新公布的《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2018年香港本地贫穷人口高达140.6万人，以香港749万总人口计算，大概每5人中就有1人贫困。这一数字创造了香港过去10年来的新高记录（根据香港政府的定义，贫穷人口指生活于低收入住户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户指按不同住户人数划分，收入少于或等于全港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的住户）。如果进一步按照年龄组别划分，香港每3个60岁以上的长者中就有1位处于贫困线之下；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中，则每5人就有1人处于贫困线之下。

根据传统收入指标划出贫困线有助于界定贫穷人口，但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还包括因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支持、社会尊重而受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压迫。今天，香港穷人生活在一个富裕且有能力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社会中，但他们在教育、医疗、房屋和福利四个方面都遭受着歧视性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分人群又被称为“新贫人士”（New Poor）。那些隐藏在光鲜的商场和摩天大楼背后的，是成片的“笼屋”、“唐楼”和生活贫困的居民。当精英阶层享受着经济蓬勃发展的丰裕成果时，低收入家庭、老人、伤残人士、长期病患者和新移民们的生活水平却一直在下降，无法得到应有的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

香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新贫阶层的产生，固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但也需要反思政府施政方面的一些失误。譬如在房屋政策上，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住房历来是困扰香港人的一大问题。1984年12月，中英两国就香港主权问题签署《联合声明》，限制香港每年土地供应不得多于50公顷，有限的土地资源使楼价不断攀升。1985年至1994年，香港房价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递增，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香港地产业受到重创，大量业主的房产变为负资产。为挽救楼市和地产商，2002年，香港政府决定退出房地产市场。2004年到2018年，香港所有职业薪资增长63%，但同一时段房价却大幅上涨420%，住宅租金也在14年中上涨177%。可以看到，实力雄厚的地产商逐渐垄断市场，地产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形成了所谓的“地产霸权”。

香港政府与地产寡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不仅房屋政策向地产商倾斜，而且主动把土地控制权让渡给地产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政府宣称拥有1000幅土地库存，可以用来兴建73万套公屋，地产商则在此时游说政府变卖其中的38幅土地做私营房屋发展，这些地皮可为政府带来468.3亿港元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当年财政预算盈余的27%，政府也相信私人市场是处理住屋需要的理想力量。其结果是，不受控制的私人市场造就大量难以负担高额楼价和租金的家庭。

再譬如，在社会服务政策上，政府一直固守新自由主义的剩余福利观念，强调“大社会、小政府”，但同时又未清晰界定“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观，过度迷信私有化，寄希望于将公共服务外派以改善服务质素。过去15至20年间，香港政府取消了很多以前免费提供或高额补贴的公共服务项目，转而依赖市场力量，寻求私营企业接管。在港府看来，经过市场调节的私有企业可以更加灵活有效且成本较低地运作公共服务。

以香港安老服务为例，由于政府强调在公营服务中寻求私人资本力量，有养老需求的人士被迫流向私人商业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有钱进入私营安老院的老人不需要轮候资助安老院，可以选择更优质、高消费的私营安老院；而无钱者只能长时间轮候资助安老院的空位，或入住次等的私营安老院。从统计数据上看，安老院宿位的轮候时间逐年上升，等候人数由2014-2015年度的2.5万人逐步攀升至2017-2018年度的3.3万人，轮候时间亦由36个月增加至38个月，即平均需要等待3年2个月才有机会入住院舍，其中有3487人于轮候期间离世，比例接近1成。2007至2012年间，轮候严重弱智人士宿舍时间为七年（82-83个月），这一数字到2018年上升至178个月，即平均需要近15年时间排队等候。

我们看到今天的香港出现了很多问题，更加要求政府在社会福利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策，将政策重心集中于解决贫富差距的结构性内因，同时给予低收入社群平等的社会支持，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而非通过竞争性市场决定贫困人士能够负担得起什么样的服务。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清华社会学评论》 执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城市治理、社会发展研究，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最佳论文奖。著有《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等多部著作，并在SSCI期刊和CSSCI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

本文经严飞老师授权发布。

文中配图来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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