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举办的“第六届世界积极心理学大会”上，我应邀作了题为“积极心理学的本土化探索”的大会特邀报告；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本土化，如何本土化，以及本土化的实践案例。

2009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调查，询问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问题，结果收到了不少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敌意的反馈。最常见的批评认为积极心理学是“心灵鸡汤”，“伪科学”，“过于主观”，“too simple，too na？ve”……有人告诉我，对那些特别重视物质主义的人谈主观的幸福，特别喜欢讲集体意志的人谈心灵的自由，确信幸福靠别人恩赐的人谈积极的力量，显然需要跨越很多信息的、知识的甚至文化的障碍。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心理学积累了很多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据。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我们在推广积极心理学方面所遇到的挑战。

第一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差异，使得有些人误以为追求个人主观体验的幸福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中华大地推动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可谓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第二是独立自我和关联自我差异，使得有些过于依赖自我意识的积极心理学理论与方法难以被普通中国老百姓所接受。实际上，只有那些善于发现自身的天赋与优势，具有自信与自尊的人才可能拥有全面积极的心理力量，才可能真正造福于他人。

第三是在认知方法论上的朴素辩证思维倾向使得中国人的幸福观，相对于西方文化中的幸福观，具有辩证的、变化的、整体的等与众不同的特性。

如何才能适应这些本土化的特性，将积极心理学成功地中国化呢？我们探索的结论是有赖于四大努力：

1）强调生活的结果

20多年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证明：积极的人工作效率高、创新能力强、寿命多活7年、赚钱多、存钱多、锻炼多、朋友多……

2）强调科学的基础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横跨多个学科, 神经科学、健康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对积极心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发现了快乐的神经定位和神经递质，正在确定抑郁症的遗传基因……得益于科研领域、技术和方法的突破，没有任何理由再说幸福只是个空虚的概念。

3）强调文化的相融

虽然积极心理学是个全新的研究前沿，但很多发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告诫、理念和智慧是相通的。比如，福流（flow）和庄子的“庖丁解牛”那酣畅状态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4）强调政府的支持

中国政府支持积极心态的建设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建设积极的社会心态，积极心理学在社会治理、教育改革和国防建设方面的应用。这既是为了重拾中国人民信心，也是一个合法的、正面的、有价值的科学理念。

最后，我介绍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积极教育理论。在美国积极心理教育PERMA理论基础上，我们提出中国积极教育的PERMAS模型。即同时强调积极情绪、积极投入、积极关系、积极意义、积极成就和积极自我的技能培训，以及身心健康调节系统和品格优势培养系统的建立。

接着，全国三八红旗手、成都青羊区原教育局刘立频书记和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窦桂梅校长带领附小全体积极心理教育团队登台介绍了中国的积极教育实践，全场气氛热烈，掌声一片。

中国的积极心理学是本土化的，也是影响世界的。感谢国际积极心理学界同行的欣赏和支持，更感谢所有实践积极心理学的中国同胞。

中国经验，世界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