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严飞 转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也许你最近也听说了一个数据：民政部公布的中国“离结比”排名中，东三省占了前四名。

这是什么概念？举个例子，黑龙江省63%的离结比意味着：100对夫妻在黑龙江注册结婚的同时，就有63对夫妻在注册离婚。

马克思在1842年的《论离婚法草案》中指出：

“在自然界，当任何存在物不再符合自己的职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而然就会到来。离婚仅仅是对下面这一事实的确定：某一婚姻已经死亡，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死亡这一事实的确定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离婚虽是发生在小俩口间的事，但它远非仅仅是个人的感情问题，更是整个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缩影。

作者 |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看理想主讲人 （节目即将上线）

文字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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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离结比”

这些天，很多朋友提醒我说，“东北三省的离婚率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排名前四，特别是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离婚率，都超过了6成之多”。言下之意，东北人民都在忙着离婚，婚姻生活很不幸福。

这一组数据着实惊到了我。东北地区的离婚率已经这么高了吗？

再仔细查询一番，才发现原来这里面搞错了一组概念。6成离婚的数据所对应的，并不是“离婚率”，而是“离结比”。

首先让我们来区分一下两个概念：“离结比”与“离婚率”。

“离婚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或按所给的年份，每一千人中离婚的数字（粗离婚率）。分母是总人口，分子是离婚次数。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中国离婚率为3.2‰，即每1000人中有3.2对夫妻登记离婚。

“离结比”则是指某地区某段时间内离婚登记人数占结婚登记人数比重，比如2018年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全国登记结婚人数为1010.8万对，离婚登记人数为380.1万对，离结比为38%，这意味着平均每100对夫妻结婚，就有38对夫妻离婚。

相比于离婚率，离结比这一指标因为只考虑离婚数和结婚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人口总数是多少，因此“离结比”的变化更能给普通大众对我国婚姻的变迁带来更加直观的理解。

搞清楚了这一组概念，我们再来看看东北三省的情况。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计算方法，东北三省的高离结比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

这之前也有很多文章分析过这一原因。譬如有从房价入手的：在高昂的房价之下，大家纷纷通过假离婚、真买房的方式，解决这一生活难题；

也有从东北历史文化入手的：从“闯关东”开始，东三省一直深受移民文化的影响，所以显得更加开放和自由，生活方式、婚姻家庭观念也因此较少的受到我国传统婚姻家庭文化的影响。

图源：截自李雨潼发表于《人口学刊》的相关文章

不过，以上两个原因，都不足以充分解释东北的特殊性。如果说是因为房价，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房价和通过假离婚购买二套房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如果说是移民文化和开放，深圳更应该具有代表性。

那么，东北的特殊性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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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源于人口流动产生的不稳定性

早在这一组高离结比数据引起大家关注之前，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东北的经济衰落和转型受阻。在“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之下，更多的年轻人纷纷逃离东北，从前的“振兴东北”越来越成为一个口号式的标语，而很难真正让东北地区恢复计划经济时期的荣光和活力。

我们首先要承认，经济状况对人们的婚姻选择有重要影响。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95-1997年全国范围内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变化不大，但从1998年开始，人数就开始暴跌，到2002年，这一数据已经从1995年的10955万人下降到6924万人——6年间，国有单位职工数减少将近4000万，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下岗潮。

与此同时，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也呈大幅下降之势，从1995年的3076万人变为2002年的1071万人，减少2000万。下岗人员增多，城镇登记失业率攀升，从1995年的2.9%攀升至2002年4.0%。

而作为老重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这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在经历了国有企业下岗后，也许并不需要出走外地去打工，因为他们的家乡本身就占据地理优势，也享受到许多的政策扶持优惠，大多数人能够在家乡附近实现新的就业。而东北以及许多的内陆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下岗，就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许多东北家庭生活因此变得异常拮据。

前几年有新闻报道，一些下岗职工家庭，丈夫载着妻子去洗浴场所进行皮肉交易，以赚取家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曾在黑龙江省下岬村做过田野调查。他发现，20世纪70年代下岬村曾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生产大队，到了21世纪，却成为了一个人口流出的行政村——该村近70%的劳动力每年至少有四个月在城里务工。

其中的原因是，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80年代出生的人们几乎都没有兄弟姐妹。集体化经济解体的时候，他们还太年幼或者还没有出生，未能分得土地。

而失去了土地和工作，便意味着失去了留在东北的理由。于是，大批的年轻人开始走出东北，向南出发，开始了外出务工的生活。

流动人口的增多，给婚姻家庭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

许多人婚后不久就外出打工，感情基础不牢固，夫妻分离，缺乏信息以及思想情感的沟通，极易导致离婚。

而对那些留守东北的夫妻来说，贫贱夫妻百事衰，经济的缺乏带来各种家庭矛盾，夫妻双方的矛盾很容易被放大，离婚率升高也必然变成潜在的结果。

下岬村只是东三省的一个缩影。人口的流动率和离婚率有很强的相关性，夫妻双方流动率越高，离婚的比例随之增高。而东北地区的高流动率，又是经济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

老重工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意味着经济发展的衰退，而经济的衰退又导致人口自然往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和倾斜，而这种流动又必然意味着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就会出现家庭中的一位成员流动出省（一般多以男性为主），而另一位留在省内，从而形成长期两地分居的局面。

最近，我在调研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东部沿海某一大型民营汽车制造企业，专门在每年的春天跑去长春的一汽，在工厂对面的酒店包下一层楼，进行人员招聘和面试。招聘的条件只有一个，被应聘者必须拿着当月的工资条前来面试。这一家民企会根据工资条上的职称技术信息，大致判断出这一位应聘者的技术水平，然后再以工资条上三倍的薪资，将他们挖向这家东部沿海的企业。

因此，在这家位于东部城市的总部里，充满着大量说着东北话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里就可见一斑，因为经济不景气、社会流动上升渠道受阻，导致东北地区人口流出率是多么严重。而这一现象，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非期然的结果：东三省的离婚率，要高于全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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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在于经济和情感成本的降低

离结比升高，直接原因是离婚的成本降低。这里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感情成本。

就经济成本而言，东北三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一直名列前茅，紧随北上广，多年位居全国前十。

城市化进程加快，造成家庭不稳定的因素随之增加。美国学者K. D. Breault和Augustine Kposowa发表在《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上的一项针对1980年美国3111个郡县的调查发现，美国城镇化水平对离婚率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percentage of urbanity）平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离婚率就会上升0.41个百分点。

过去，婚姻制度曾是经济安全和生活稳定的一种保障，如今，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无论男女都拥有了经济独立自主的资本，婚姻的这一传统角色日渐式微。

而从情感成本来说，出生率的逐年降低，使得人们在离婚时更少的受到子女问题牵绊。过去20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一直偏低，长期位居全国倒数，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并一度在201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这表明，相比于全国，东北地区更少的夫妻在离婚时受到子女抚养问题的阻碍，离婚时经济成本的降低使得人们在离婚时更加的果决。

2017年中国各省常住人口增量排行情况，东三省均出现人口负增长

图源 | 智研咨询网

此外，据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显示，我国的户均规模由1982年的4.41人/户下降到2014年的2.97人/户，这其中，传统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比例越来越少，三口之家的比例越来越高。

其结果是，传统的家族对婚姻的约束也相应越来越小，离婚的感情成本也就随之降低。

换句话说，来自“上有老下有小”的束缚少了，选择的余地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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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结比高升的背后，是更“敢”离婚的女性

与此同时，离结比的增高也是女性地位提升的结果。过去，许多女性即使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也不敢提出离婚。正如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中所指出的：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女性如果缺乏经济能力，即使挣脱了父权和夫权，依旧无法在社会立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女性外出打工，获得报酬后实现了经济独立，且女性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在逐年升高，此时如果不满足婚姻现状就容易提出离婚。

过去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的男女性别比已经接近1:1，非常接近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数据。

前文提到的该地区持续下降的出生率使得独生子女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实际上也间接促进了男女平等。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人们对于子女的支持，无论男女，都是不遗余力的。

对婚姻状态不满的女性会让家人帮着离婚，离了婚的女性也会得到娘家人的支持和帮助。这都使得东北地区的女性在面对不幸的婚姻时，可以更勇敢地说不。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倘若撇去上述的特性，东北地区的婚恋状况也极有可能是我国整体婚恋观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向。

近年来，我国的结婚率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而离婚率却普遍升高，对婚姻不满意的人也更积极主动的选择离婚。一方面，迅猛的市场化发展也让国人的婚恋观念呈现一种市场化的个人主义倾向。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预言，人类的家庭形式将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受教育程度也相应得到大幅提高，对于婚姻意识也有了更多新的理解和态度，传统的婚姻观念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近些年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人们独立和自主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可能。网络为信息交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个人主义、进步主义、女权意识、同性婚姻等思潮也给大众带来了更多对于婚姻本质的思考和质疑。

也许，我们很快就将迎来一个新的婚恋时代。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清华社会学评论》执行主编，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都市文化与治理，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最佳研究生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