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2 阎学通 世界和平论坛

本文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12月1日在“双一流建设与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听了诸位教师关于如何建设一流学科的建议，很有收获。在此，想谈几点想法。

第一，学科建设需要防止负面影响。

“学科建设”本身是计划体制的产物，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因为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政府搞学科建设，美国教育界肯定没有“学科建设”这个概念。这引发的问题是，我们多年进行学科建设，为什么还没建成世界一流学科，而不搞学科建设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一流学科？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国国际关系专业学科水平与美国在缩小差距，学科建设是否起到了作用？

这两个问题有点像，美国政府没有经济计划，为何美国经济实力比我国强大？中国快速缩小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经济计划是否起了作用？

这两个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搞学科建设和不搞学科建设可能是两条不同的学术发展道路，两条路径的效果现在还难作最后判断。

政府为一流学科建设进行了较大财力投入，这些经济资源是否有效使用，关系到学科建设的结果。由于学科建设是计划性的，钱是国家的，因此如何防止计划教育的弊端，关系到学科建设的结果。

例如，今晨看到一个消息，由十个学校组织了约二十名中国学者去了美国三个城市搞“十九大之后的中国政党“研计会。参加每场研讨论会的美国人，多的四个，少的一个，而且基本上是已经退休的教授。由国家投钱去美国开这种研究会有助于提高学科水平吗？

学科建设费用不落到实处，拨款也提高不了学科水平。

防止一流学科和非一流学科分类的负面影响也很重要。今晨佟德志教授对此事特别担心。他说由于天津师大的政治学没有进入一流学科，他们在争取学科建设资源和优秀生源方面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学科一流与非一流的划分，有可能使一些学校采取放弃弱学科，向强学科集中资源和教师的策略。

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的政治学是一个弱学科，已经与中国崛起的地位很不相符。在一流学科建设中，如何防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在更多学校消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做主旨发言的教师们主要谈了建立一流学科应做些什么，关注要防止什么的较少。

第二、学科建设要同等重视知识创造力、传播力和应用力。

今天一些教师谈到一流学科建设要服务社会。政治学是关于政治权力的学问，这很容易将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的为社会服务理解成是为政府服务。大学的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有教学和科研两部分。科研被理解为是为社会服务，特别是为政府做的政策研究更成为为社会服务的标志性成果。

我以为，教学，无论是校内的教学还是校外的讲座，是比科研更直接的为社会服务。然而今天只张桂林教授谈了学科建设中的教学问题。如果学科建设不重视教学，有可能几年后学科整体水平会下降。

学科建设的目的是提高三方面能力，创造知识能力、传播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能力。创造知识的能力体现在著作与论文的水平上，而不是政策报告。 传播知识的能力体现在教学和教材的水平。

“

然而，目前在大学里，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评职称和教育部的评估指导基本上看科研成果，而不看重教学成果。忽视教学对于学科建设的影响是需要解决的。

”

知识应用能力体现在多方面，服务于社会仅是知识应用能力的一种体现，政策研究则又是服力于社会中的很小部分，社会讲座和社会咨询也是服务于社会的内容。因此，政策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不宜过分强调，要防止把学科建设等同于智库建设。

学科建设需要对教材编写进行投入。国际关系专业老师们愿意写著作，而不愿意写教材。教材少且缺乏更新。连续出到第三版的教材很少。而美国的一些教材出到十几版。一本教材五年不更新，其中约一半的知识都得过时。

一本好的教材，是靠一版一版改出来的。教材只有不断的修改才能成为精品。然而，多好的教材都有过时的时候，因此最好的教材永远是最后一版，而如果最后一版不修改还会过时。我们在学科建设当中怎么能够提高教师们编写教材的积极性，这需要研究。

第三、学科建设需要引进改造和原创两条腿走路。

既然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就是承认我国政治学的水平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向先进的外国大学学习就是必然路径之一。但是，只引进外国大学的教育模式，而对其不作认为因地制宜的改造，其结果是永远处于落后的水平，赶不上世界一流水平。

然而，引进改造的作用与原创对于达到世界一流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例如我国航空走的是引进改造，而航天是原创，两条路的结果是航天技术达到世界一流，而航空则是不断提高但尚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因此学科建设需要重视原创能力的提高。我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程是，上世纪80年代引进，90年代引进加改造，进入21世纪开始原创。

提高原创能力才能达到后发先至效果。我国金融业跨越了私人支票直接进入了信用卡，移动支付则更是领先于全球，创造了一流水平。为了实现后发先至的目的，学科建设还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创新。

我国政治学专业有一个缺陷，就是科学研究方法太弱。绝大多数学校的政治学专业还没有开设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停留在哲学思辨的方法论上。科学研究方法是可以不断创造出来的，而停留在思辨的传统办法上，则难以建立世界一流学科。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所有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领域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一领域加大投入，这有可能使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现后发先至的结果。

时代已经变了，政治学的“学问”标准也改变了。我以为，杨光斌老师对于清华政治学四大导师的评价是有道理的。当年有学问是指知道人类已有的知识，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认为有学问。现在的手机可以随时提供这类知识，因此学问是指创造知识的能力。今天的大师是指创造知识的人，他们是与创造的公式、概念、理论相关的。

第四、中国政治学的一流学科建设要立足中国。

中国崛起给中国的政治学者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即研究中国最有可能取得最有影响成果的方向。中国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研究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那么我们研究其他国家的问题就更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了。

”

如果我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不如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如同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中国学者超越不了，那我们的学科建设就意味着失败。这如同，美国学者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水平还不如外人，美国的政治学就不可能是世界一流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是立足中国的首要方向。

研究中国为何能崛起和研究中国崛起面临的问题同等重要。研究成功经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而研究问题则是为了克服困难。研究成功经验是无助于实现国家统一的，但研究为什么崛起也实现不了国家统一的问题则是有助于国家实现统一的。为什么一个分裂的国家可以崛起？为什么经济发达也实现不了统一？为什么武力统一被视为政治错误？

研究中国需要从特殊性中寻找普世性的道理，而不是起个“中国学派”的名称。建立普世性的知识体系，还需要学界的自然分工向多维度，小专业发展,即使知识体系得到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然而，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分工，都可考虑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研究具体的问题，建立普世性的知识和原理。如果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特殊性的，即只能用于解释中国而不能用于任何其他国家，这样的知识是没有普世性的，也不无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从知识创新的角度讲，这种创新的知识贡献力较小。

从中国特殊性入手，发现普世性的道理，这才能被国际同仁认为是世界一流。学科水平是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不是由我们自己判断的，是由国际同行判断的。这如同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是别人判断的而不是他自己宣称的。

“

今天有同志提出要搞中国学派。 我以为此事需要慎重，学科建设是增加知识，而不在于知识的名称是否冠以“中国”两字。没有普世性的知识，起什么名称都无助于学科水平的提高。

”

最后是学术研究中国化的问题。自民国以来，我国政治学一直是外国思想占主导地位，二十世纪20年代是英国和法国，30和40年代是日本、50至70年代德国和苏联，80以后是美国。立足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包括了研究中国政府行为、讨论中国学者思想、使用中国案例编写教材，使用中国概念分析问题和进行教学。

我国在政治学方面与美国有较大差距这是事实，但教材、著作、文章中不引用中国学者观点的现象值得思考。有学者声称在其文章注释中绝不出现中文文献。在政府文件和政府领导讲话中，凡是提到的人名必然是外国人和死去的中国人，如老子、孔子、孟子，而从不会有活着的中国学者的名字。甚至有人将韩非子（公元前280-233年）说成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而韩非子比马基雅维利早1500多年。

如果我们所有借鉴的知识都是外国人的，那说明我们或者是没创造出来知识或者是创造的知识没有用。为了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中国学者应承认中国古人所创造的知识。我在这期《国际政治科学》主编寄语中提到这个现象，现在造陷阱概念的词都是用外国人名造。中国先秦诸子有很多思想和概念，其实用他们的名字造词也可以促进政治学的中国化发展。

上面是我对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错误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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