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09

2015-09-09 史志钦

中国与欧盟建交迄今已有40年，中欧伙伴关系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呢？

今年正值中国与欧盟建交40年，6月底于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7屆中欧峰会和2013年第16屆峰会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都曾指出：双方已建立了真正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尽管欧盟和中国的日贸易额在2014年已突破了14亿欧元（约合15.5亿美元），但双方的关系早已从单纯的经贸伙伴上升为在外交、安全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的伙伴关系。例如, 中国在亚丁湾的打击海盗合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曾在有关伊朗核项目的P5+1谈判中与欧盟合作，双方还在绿色能源合作和城市化上建立了重要的伙伴关系。双方的人才交流规模正逐步扩大，而欧盟也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历经2013年的贸易纠纷（太阳能电池板的双反调查）之后，双方的经济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探索更深层次的政治合作。

在近期前往法国的国事访问之中，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核技术合作协议，并承诺将向当地投入巨额投资。中国还将向欧盟提供多少投资？哪些是中国政府的优先投资项目呢？

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为中国带来了数以万亿计的外汇储备，加之近年中国国内市场的产能过剩，因此中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拓展出更广阔的新市场。欧洲具备安全的投资与高额的投资回报，因此，中国私营企业和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这一成熟的市场。

中国已向欧洲的港口和机场等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最知名的项目包括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法国图卢兹机场）、能源领域（意大利和葡萄牙）、房地产领域及遍及欧洲的高科技公司投入了大笔资金。欧盟是中国的第三大投资目的地，甚至超过了美国。

部分非专业观察人士可能会认为，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额过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反而是欧盟向中国注入了大量的投资，而投资额不对等是双方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中国和欧盟目前正就双边投资协定（BIT）展开谈判，事成后，双方的投资关系有望在未来数年内得到显著改善。该投资协定应当被双方视为第一要务。顺利签订该协议有望为中欧自由贸易协定铺平道路，并连同“新丝绸之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编者注）计划一起打造史上规模最大的自贸区。

欧盟官员对中东欧“16+1合作框架”反应平平。中国加强与东欧各国互动的直接动机到底是什么？中国在欧洲关注切身利益的时候更看中的是布鲁塞尔还是国家资本呢？

这也是中欧论坛中经常被提及且令欧洲各国的决策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对欧洲历来奉行始终如一的透明性外交政策。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布鲁塞尔频频示好，其外交举措凸显了欧盟日益提升的重要地位，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分别于去年和本年6月访问了布鲁塞尔，这在中国领导人中尚属首次。而另一方面，由于欧盟成员国仍然享有高度自治权和政治独立权，因此中国与各成员国都保持了积极而良好的关系。欧盟并非联邦国家，其成员国可以单独与中国建立健康的互利共赢关系，因此中国政府自然需要兼顾与欧盟各成员国的关系。

提出“16+1合作框架”的初衷并非为了削弱欧盟的凝聚力。中国已与西欧各国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合作关系，同时希望通过更加具体的行动将触角伸向东欧地区，打破其与东西欧各国关系之间的不平衡局面。此外，由于“新丝绸之路”必须先途经东欧地区方可到达西欧，因此，中国政府为了拓展贸易网络并巩固彼此的关系，必然会积极加强与古老欧洲大陆东部地区的联系。

中国为何要如此直率的表达对欧元区和希腊的支持？

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是中国一贯奉行的外交立场。欧洲是中国至关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经济增长逐渐减速，股市也动荡不安，如果欧洲经济局势无法稳定，势必会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初就曾强调，今年中国将遭遇不利的外部环境的考验，而欧债危机的持续似乎也证实了他的预测。

除了对稳定的经济局势的预期外，欧洲的发展还呈现出诸多非典型性特征，各国都希望与以往针锋相对的劲敌握手言和，打造独特的政治格局。而这正与中国积极支持的和谐的多极化全球秩序及新型的大国关系不谋而合。

中国不仅明确的表示了对欧元区和希腊的支持，同时还向欧元区实力较弱的经济体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支持。例如, 中国将比雷埃夫斯港打造成了众多跨国公司入驻希腊市场的切入点；为意大利能源和制造业投入了大笔开发资金；同时还大量购入了欧元区的债券。

欧元区的经济低迷不仅是单纯的金融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需要构建与货币联盟相辅相成的财政体系，并在成员国之间打造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虽然中国已公开对这一必要步骤表示支持，但是否愿意为未来的发展踏出这关键的一步，只有欧盟各国自身才能决定。

对于欧洲渊源已久的自由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与后起之秀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如左翼激进联盟党和国民阵线）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您作何见解？您是否认为欧洲的意识形态冲突正逐渐趋向于白热化？而这一局势又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中欧关系（如希腊退欧和英国退欧）产生何种影响呢？

欧洲历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斗争。从荷兰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反法西斯战争到冷战，欧洲的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之中。从当前的局势看来，崛起的左翼政党已成为右翼政党的眼中钉，他们正试图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排挤出局。

我认为这一决策很不明智。欧洲应在维护“规范性权力”的基础上在右翼政党和左翼政党之间调停斡旋。一方面，欧洲各国应积极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提升效率；而另一方面，则应利用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来保障市场公平和机会平等。

其实，欧洲近年来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国家福利被持续削弱后，主张平等并建立社会安全网的西班牙左翼政党Podemos党和希腊左翼联盟（Syriza）的声势不断高涨。欧洲需要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微调以维持平衡。也许欧洲只有遵循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两极之间的中道，方可为人民塑造光明的未来。毕竟，整个欧盟体制都是以为欧洲人民能创造繁荣而安定的未来这一共同夙愿为基础的。

您认为，中欧经济合作和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巩固是否有助于欧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采纳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呢？欧盟是否会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中支持中国呢？

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依然非常紧密，因为美国是唯一可以通过北约帮助欧洲维持安全局势的国家。在历经乌克兰危机和与俄罗斯的争端之后，美国和欧盟在安全领域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欧盟一直奉行独立于美国的经济政策，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市场中与美国分庭抗礼。双方多次因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发生冲突（空客与波音之争、转基因食品、激素产品等）。时至今日，双方仍然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存在多处分歧。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助于加強欧盟出口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从而提升欧盟的经济地位，更好的跟美国讨价还价。

此外，欧盟与中国在安全领域不存在任何竞争，这也有利于加速双方商贸合作的发展。亚投行（AIIB）正是这一“不对称安全局势”的体现。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信任度提高，也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开发各类项目。也许这种态度可以对美国有所启发，激励其采用类似的建设性策略。

欧盟主要国家（如法国和英国）是50多年前最早参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谈判方，因此成为了这一体系的净受益者。根据美国和欧洲之间达成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主席必须来自欧洲国家，而世界银行的行长则必须是美国人。照如今的情形来看，在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欧盟对中国的提议采取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择优采用了富有建设性的改革措施。他们支持国际货币秩序的改革，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但由于担心欧洲的影响力和声誉受损，他们并不愿意分享既有体制的管理权。

史志钦是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党委书记，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作为欧洲问题专家，史志钦教授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管中欧关系项目。英文最初发表于《外交官》杂志网站，中文题为《中国与欧盟建交40周年》，转载自清华—卡内基网站，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