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成岗 清华大学藤影荷声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化、社会自反性的强化、非传统社会形式聚集、新兴风险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等为主要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我国正处于新全球化、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社会转型发展“三重叠加”的历史交汇期，公共卫生、安全和环境等领域的风险事件日益增多，“风险语境”正在构成社会治理亟需面对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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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成为社会治理亟需面对的新常态

随着风险挑战的形态与影响日益广泛、多元和复杂，诸多公共问题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都涉及“共受风险”与“协同行动”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形下，人类应当如何应对这一百年不遇的重大灾难，如何在科技支撑、文化诠释、伦理规约、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等各方面作出回应，以控制和减少疫情带来的各种损失，无疑是我们当下亟需检视回应的重要课题。

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也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风险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契机。疫情防控的成效和预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个社会的风险治理能力存量以及在灾害情景下激发的风险治理能力增量。要提升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风险治理能力，应当厘清该类事件背后隐藏的风险观念误区和认知性缺陷，把握风险传播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特征，探索风险分配的均等性和全球性后果及其应对防略，从而为系统治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难题提供全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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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对社会治理形成新挑战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在全球性风险面前，没有国家和地区可以幸免。中国在疫情防控中采用的“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决策部署，在短时间内紧急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和资源投入抗疫行动，迅速和坚决执行对城市和交通的紧急管制等应急措施，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当前，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开始稳步复工复产。不过，在疫情防控社会治理取得的成就背后，我们也应当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1、社会治理能力需求和供给匹配性的挑战。处于时空压缩和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其社会发展转型也呈现出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思潮同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并存的特点。不同风险挑战和不同社会矛盾在同一阶段发生，有时会出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对合理又相互对立的情形，社会治理面临着极大的复杂性，社会治理共同体能够供给的资源和能力与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巨大需求之间存在着匹配性的严峻挑战。

2、风险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稳态特征的挑战。全球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风险的边界，使得风险超越了原有的地区和空间限制。西方既有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学说无法为在全球日益扩展的本土化风险实践提供合理解释，基于控制逻辑之上的风险治理策略已不能奏效，而在治理操作层面依旧沿用的传统风险决策和行动模式与充满不确定和复杂性的风险实践之间的不匹配性，将导致风险治理困境，进而带来治理失效的多重效应。

3、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挑战。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社会治理弱化甚至缺位的条件下，政府承担过多角色而导致其治理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变差。理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关键，不仅需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对各国疫情应对加以考察，更要结合社会治理实际需要，关注社会治理共同体多元主体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协同发挥作用。

4、由常态转换为应急状态中社会治理机制亟待完善的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过程具有动态性，总体可划分为常态、常态转向非常态、非常态、非常态转向常态四个部分。如何构建社会治理常态与应急管理状态转换的有效机制，确保社会治理模式既能在平时实现有效组织的常态化，又能在突发事件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同样是社会治理亟待回应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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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共生：走向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既是一种宏观治理结构，更是一种微观操作实践，社会治理要与特定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面向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既要做到“基层下沉”，构建以市域社会治理为着力点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又要关注“领域细化”，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治理和应急管理体系提供全面支撑。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建设，应当注重以下维度：

首先，要从文明演进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理解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尽管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多种多样，但每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受瘟疫和疾病的挑战则是一个基本事实。人类文明是在一次次与瘟疫、疾病的斗争以及一系列危机事件的应对中不断发展和成熟的。审慎地反思特定疫情产生的社会及文明运行逻辑，洞悉突发事件背后的风险本质及特征，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疫情与人类命运、民族文化的联系，为世界疫情防控与治理合作增添信心。

其次，社会治理建设要与特定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是适应特定“风险性质”和“环境特征”的整合型治理结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种非传统风险，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但要研究疫情的医学和科学属性，还要系统分析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属性和应急管理属性，探索适应其发展规律的社会治理理论，在社会治理领域强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维度的研究。

第三，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做到“基层下沉”，又要关注“领域细化”。应当加强风险研究与社会治理领域的交叉研究，丰富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政策工具箱。深入优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制度，弥补其中社会治理这一交叠领域的理论赤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亟待纳入社会治理研究视域，要注重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靶向治疗”和“精细化方案”，在全面分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本质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其背后的社会治理逻辑及建设路径，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领域尚薄弱的社会治理研究补足“短板”。

第四，推动社会治理研究范式从“描述性、倡导性”向“规范性研究”和“行动性研究”并重的转变。社会治理共同体应当形成合力，以有效治理为出发点，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建设的系统性方案，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实现社会治理研究从以往静态的“描述性、倡导性”研究模式，转向关注动态适应性社会治理体系、“规范性研究”和“行动性研究”并重的新范式。同时，还应从“科技支撑”的维度，回应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对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机遇与挑战这一新议题。

总之，面对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问题，我们必须远离“浪漫主义”，坚持理性立场。在自然面前，人类既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消除偶然性的应对方案，也不能寄希望于宗教式的救赎，放弃积极应对和治理的努力。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直面风险，沿着风险感知、风险治理、风险共生的道路前行，团结合作、携手抗疫，走向以责任为核心的合作治理。

作者简介

 

张成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社会治理与政策、技术社会学、风险应急管理、新兴科技伦理等领域教学和研究工作。兼任联合国“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会议”专家组成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主要成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科技战略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科技论坛》杂志编委等。

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含重大研究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专著3部、编著3部、译著4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3次）、清华大学“林枫辅导员奖”、清华大学第十四届“良师益友”、清华大学“刘冰奖”、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