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克用 张燕婷

新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全球化、人口在城市大规模集聚、人口流动快捷是现代社会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因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有以下三个特点：

1.疫情暴发并非小概率事件。从源头来说，疫情灾害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有自然灾害，有意外事故，还有人为破坏。即使剔除各种有意无意的人为因素， 疫情灾害也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气候变化、城市化、高速便捷的交通工具及频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都为病原体的出现和传播创造了条件。我们必须打破“恐慌-忽视-再恐慌-再忽视”的模式循环，持续地进行制度建设与能力提升。

2.经济实力不决定卫生安全。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它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但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权威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 水平， 与一个国家的卫生安全指数只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在面对疫情灾害时， 都可能受到重创、陷入混乱。

3.疫情防控要讲科学、重技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病毒造成的后果比任何恐怖行动更严重， 世界需要清醒过来并将这种病毒视为头号公敌。对付这样特殊的“敌人“，一定要充分发挥专业人士和专业队伍的作用，做到精准打击。不但要有勇气和信心，还要有专门的训练和专业的装备，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最大程度地减少次生灾害。

理清能力建设的要点

1.预防能力。主要是预防病原体的出现或释放， 预防工作的重点是：（1） 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监测与控制；（2）对动物源病（人畜共患病）的国家规划和监测直报系统，以及动物健康专业人员队伍建设；（3）对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培训演练、人员审查；（4）对双刃研究项目的监测和控制；（5）对免疫接种的推广普及。

2.监测和报告能力。主要针对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若干种流行病进行早期监测和报告。重点工作是：（1）国家实验室的能力建设、质量安全控制；（2）传染疾病的实时监测和报告，特别是实验室和政府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和公众之间、国内和国外之间电子监测报告系统的互通、共享和开放，以及其中的保密问题；（3）流行病学专业队伍建设；（4）人类、动物和环境多领域跨部门的数据整合。

3. 快速反应和抑制疫情传播能力。主要包括；（1）国家应急预案的准备和演练;(2)疫情期间卫生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合作机制；(3)信息公开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网站、社会媒体)；(4) 基础通讯设施建设和互联网移动手机的普及；(5)贸易和旅行限制。

4.充足强大的医疗系统。主要包括：(1)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救治能力(专业人员和设施配置)；(2)医学应对措施的应急储备、应急购买、应急发放，如抗生素、疫苗、诊断工具、治疗手段等；(3)医疗可及性，既包括全民享有高质量、可负担的医疗服务，也包括对医务人员的优先救治权；(4)疫情期间政府官员与医护人员的沟通机制；（5）院感监控追踪和个人防护装备供应；（6）快速测试和批准新药、新技术的能力。

认真反思经验教训

“非典”以来，我国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仍暴露了一些短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高公共卫生预防水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一些传统的陋习（我国肝炎患者人数众多，不能说与中餐的用餐方式无关）没有革除，曾经导致“非典“传播的野生动物仍然出现在餐桌上。

二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疫情被发现时错失了应对的黄金时间。这反映出，我们缺的不是专业能力， 而是正确处理行政权力与专业能力的关系问题。国家既然设置了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应该赋予其相应的职责和履行职责的职能。

三是压实省级监管职责。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关系，也是值得反思的问题。重大疫情发布权理应在中央，但能否考虑给省市更大的权力呢？特别是在城市人口密集度高、交通越来越发达、人口流动迅速的背景下，发布全国性指令不仅决策难度高，而且影响面很大。如果将公共卫生应急权力适当下放， 压实省级责任，可能更有效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正确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具备相应的四种能力、认真反思经验教训都还不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保护人民群众免受疫情灾害影响的强烈政治意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被世卫组织专家给予高度评价，这正是我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体现。

（作者分别系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转载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第47 期2020 年4 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