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月上旬前往美国加州旧金山，那时加州的机场和海关还没有采取任何预防和筛查措施，美国社会对此次新冠疫情的了解基本处于未知状态。到了1月中下旬，武汉的疫情开始显现，1月23日武汉“封城”，我就意识到中国疫情的严重性。1月20日，美国华盛顿州确诊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但在当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足够重视，总统特朗普对此的态度基本是将之视作“大号流感”，彼时美国民众的生活尚未受到疫情的影响，上班、上学和各种集体活动照常进行。我因中国疫情一天天加重而感到忧心忡忡，美国的华人社群也开始纷纷组织力量捐钱、捐物给中国，当时我去美国超市已经不容易买到口罩了。1月31日，美国宣布自2月2日起禁止来自中国的外国人入境，这时欧洲的疫情也在逐步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警告疫情会在全世界快速扩散，但美国政府和整个社会还是处于不重视疫情的状态，对中国疫情采取观望态度。果然，美国疫情的社区传播很快就开始了，报告病例最多的先是华盛顿州，然后就是纽约州和加州等人口大州。经过了近两个月，特朗普才有点紧张起来，在3月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对困难民众的补贴等。发布会上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美国总统召集了互联网公司（如谷歌）、大型超市（如沃尔玛）和生物科技公司，宣布要合作抗疫。由谷歌公司开发平台对疑似病人进行症状筛查，确定是否需要去医院就诊，全美设立开车（Drive-Through）检验点，加快监测设备和试纸的开发，限制对养老院等场所的访问，从这时候开始美国才真正全国行动起来对抗疫情。随着检测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美国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以每隔几天就翻倍的速度快速增长。截止到4月18日，美国确诊人数为740788人，死亡39081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成为全世界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当然跟美国联邦政府应对不够及时、行动迟缓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使得美国不可能采取和中国一样严厉的“封城”和社区隔离措施。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各州、县和城市有相当的自主权力。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策略主要由各州自己决定。各州一般只有在本州应付不过来时才会求助联邦政府。直到现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也没有采取“封城”的措施，在纽约州已经死亡17000多人的情况下才开始强制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而在很长时间内，美国政府和疾控中心是不建议普通民众戴口罩的）。美国的基层行政组织（如镇政府）没有力量来监管人们的活动，美国大部分社区也都是开放的，更没有安保人员，因此美国的防疫主要靠政府的临时号令和民众的自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民众的自觉，自觉不参加大规模聚集活动，自觉保持社交距离，自觉居家。目前，美国50个州中仍有8个州对居民的活动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没有颁布“居家令（stay-at-home order）”。而所谓的“居家令”，其实也不是很严格的限制法令。比如加州的居家令，也只是关闭了餐馆、酒吧、体育馆、会议中心等大型人口聚集中心，其他重要生活设施，如商场、药店、加油站、银行和政府部门都还开放。居民照样可以出门买菜、购物或运动。可见，美国防疫的组织和执行没法做到像中国一样严格，因此也很难像中国一样在两个月内把疫情基本控制住。中国依靠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量和全国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民的高度配合初步控制住了疫情，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对疫情防控不力，但美国各州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通过比较美国加州和纽约州的防疫成效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人口约4000万，纽约州人口接近2000万，但是截至目前加州确诊病例为30774人，死亡1148人，每百万人中死亡29人，而纽约州确诊病例高达241910人，死亡17672人，每百万人中死亡909人。虽然，纽约作为美国的经济中心，人口密度很高（每平方公里1-2万人），但加州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大都市区，人口密度也相当高（每平方公里6000-8000人左右）。目前，纽约市的确诊人数是135572人，死亡人数13202人，加州疫情最严重的洛杉矶市确诊人数是12051，死亡人数577人，旧金山市确诊人数是1137人，死亡20人，而我所在的硅谷核心地区属于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人口约200万，目前确诊人数1870人，死亡73人，因此，相对而言加州的疫情还是控制得不错的，这跟旧金山市长（London Breed）和加州州长（Cavin Newsom）的果断应对很有关系。加州对于疫情的响应明显快于联邦政府和其它州，早在2月3日，全美只有数例确诊病例时，圣克拉拉县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时整个县确诊病例只有2例），旧金山市于2月25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全美大城市中第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整个加州于3月4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3月19日最先颁布“居家令”（stay-at-home order），要求加州民众尽量待在家里，远离社交（social distancing）。大约从3月5日开始，硅谷的大公司员工开始居家办公，大中小学校陆续停课，改为网上教学（斯坦福大学3月9日改为线上授课），同时取消各种集体活动，平时上下班都要大量堵车的硅谷101大道在这时也已空空如也了。而整个纽约州的防疫措施比加州要慢上一拍，3月7日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月22日才执行“居家令”，而且直到目前纽约州疫情如此严重才开始强制民众在公众场所戴口罩。因此，在重大危机事件面前，政府的果断决策和有力执行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图2：美国加州硅谷旧金山市-圣荷西市之间平时上下班高度堵车的101国道目前也冷冷清清

（图片来源：https://www.telegraph.co.uk）

美国目前无疑正在遭受疫情重创，股市几次熔断，目前近1000万人申请政府失业保险，失业率也达到了两位数。而据我观察，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基本保持了稳定，一些数据甚至显示犯罪率还下降了（因为大部分人居家了）。我所在的地方，除了刚开始的几天里周边大型超市出现了米、面、面包、洗手液、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短时间抢购和限购，绝大部分商品的供应和价格和平时没有什么差异，在我所了解的人群里，更没有出现去抢购枪支来自我防卫的情形。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目前的生活秩序除了“宅”一点，跟平时没有太大差别。我所观察到的美国加州民众面对疫情的“坦然”态度跟疫情管理中的信息公开有很大关系，重要信息的及时发布和沟通有效缓解了民众的紧张情绪。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检测设备开发和测试大大加快，并及时公布数据，美国总统和各州州长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疫情和政府应对措施，回答各种提问。美国疾控中心及时公布疫情数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一些公司也帮助收集、整理和发布这些数据。我所在的圣克拉拉县的官网上除了公布详细的疫情数据外（包括确诊和死亡病例的年龄、性别和种族分布），还公布了该县重要医疗资源的可得情况，比如截至目前，该县还有723张紧急床位，92张重症床位，1615张手术床位，663个呼吸机空余等。这些数据对于民众判断所在地的疫情现状和风险等级有重要参考价值。

图3：美国加州Santa Clara县政府官网公布的疫情数据和图形展现

图4：美国加州Santa Clara县政府官网公布的非常详细的医院资源目前的使用情况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也看到了美国社会开始团结一致对抗重大危机的一面。一些昔日处于市场竞争关系的生物企业开始合作研发抗疫药物。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提供免费新冠样本分析，斯坦福大学很快开发出能够快速检测新冠抗体的试纸。美国各地的志愿者也纷纷支援纽约，一周前就有20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护志愿者奔赴纽约支持。硅谷著名的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开始生产呼吸机援助纽约，服装公司盖璞（Gap）开始生产口罩。我也看到我所在的几个旧金山的校友组织募集资金和口罩等医护物资支援美国的医护人员。加州圣克拉里塔市（Santa Clarita）的居民Flo Spiegel利用自己孩子的多余布料自制口罩免费送给医护工人。这些都是抗击新冠疫情中坚定和感人的力量。

图5：加州Santa Clarita市的居民Flo Spiegel自制口罩免费送给医护工人（图片来源：https://laist.com）

目前来看，美国的抗疫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每天的新增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惊人，这无疑是对美国的一个重大挑战，有人甚至把这次疫情对美国的打击和二战时珍珠港被偷袭时的惨况做类比。但整体而言，美国社会经济秩序目前基本保持稳定，还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事件发生。不论如何，这次疫情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疫情也凸显了全球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只有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一致抗“疫”，世界才能尽快恢复到正常轨道。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作者简介

何晓斌，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社会学系副教授，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研工组组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和统计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与组织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创新与创业等。目前已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及省级课题10余项。